莫言《会唱歌的墙》原文赏读
高密东北乡东南边隅上那个小村，是我出生的地方。村子里几十户人家，几十栋土墙草顶的房屋稀疏地摆布在胶河的怀抱里。村庄虽小，村子里却有一条宽阔的黄土大道，道路的两边杂乱无章地生长着槐、柳、柏、楸，还有几棵每到金秋就满树黄叶、无人能叫出名字的怪树。路边的树有的是参天古木，有的却细如麻杆，显然是刚刚长出的幼苗。
沿着这条奇树镶边的黄土大道东行三里，便出了村庄。向东南方向似乎是无限地延伸着的原野扑面而来。景观的突变使人往往精神一振。黄土的大道已经留在身后，脚下的道路不知何时已经变成了黑色的土路，狭窄，弯曲，爬向东南，望不到尽头。人至此总是禁不住回头。回头时你看到了村子中央那完全中国化了的天主教堂上那高高的十字架上蹲着的乌鸦变成了一个模糊的黑点，融在夕阳的余晖或是清晨的乳白色炊烟里。也许你回头时正巧是钟声苍凉，从钟楼上溢出，感动着你的心。黄土大道上树影婆娑，如果是秋天，也许能看到落叶的奇观：没有一丝风，无数金黄的叶片纷纷落地，叶片相撞，索索有声，在街上穿行的鸡犬，仓皇逃窜，仿佛怕被打破头颅。
如果是夏天站在这里，无法不沿着黑土的弯路向东南行走。黑土在夏天总是黏滞的，你脱了鞋子赤脚向前，感觉会很美妙，踩着颤颤悠悠的路面，脚的纹路会清晰地印在那路面上。但你不必担心会陷下去。如果挖一块这样的黑泥，用力一攥，你就会明白了这泥土是多么的珍贵。我每次攥着这泥土，就想起了那些在商店里以很高的价格出售的那种供儿童们捏制小鸡小狗用的橡皮泥。它仿佛是用豆油调和着揉了九十九道的面团。祖先们早就用这里的黑泥，用木榔头敲打它几十遍，使它像黑色的脂油，然后制成陶器、砖瓦，都在出窑时呈现出釉彩，尽管不是釉。这样的陶器和砖瓦是宝贝，敲起来都能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继续往前走，假如是春天，草甸子里绿草如毡，星星点点、五颜六色的小小花朵，如同这毡上的美丽图案。空中鸟声婉转，天蓝得令人头晕目眩。文背红胸的那种貌似鹌鹑但不是鹌鹑的鸟儿在路上蹒跚行走，后边跟随着几只刚刚出壳的幼鸟。还不时地可以看到草黄色的野兔儿一耸一耸地从你的面前跳过去，追它几步，是有趣的游戏，但要想追上它却是妄想。门老头子养的那条莽撞的瞎狗能追上野兔子，那要在冬天的原野上，最好是大雪遮盖了原野，让野兔子无法疾跑。
前面有一个池塘，所谓池塘，实际上就是原野上的洼地，至于如何成了洼地，洼地里的泥土去了什么地方，没人知道，大概也没有人想知道。草甸子里有无数的池塘，有大的，有小的。夏天时，池塘里积蓄着发黄的水。这些池塘无论大小，都以极圆的形状存在着，令人猜想不透，猜想不透的结果就是浮想联翩。前年夏天，我带一位朋友来看这些池塘。刚下了一场大雨，草叶子上的雨水把我们的裤子都打湿了。池水有些混浊，水底下一串串的气泡冒到水面上破裂，水中洋溢着一股腥甜的气味。有的池塘里生长着厚厚的浮萍，看不到水面。有的池塘里生长着睡莲，油亮的叶片紧贴着水面，中间高挑起一支两支的花苞或是花朵，带着十分人工的痕迹，但我知道它们绝对是自生自灭的，是野的不是家的。朦胧的月夜里，站在这样的池塘边，望着那些闪烁着奇光异彩的玉雕般的花朵，象征和暗示就油然而生了。四周寂静，月光如水，虫声唧唧，格外深刻。使人想起日本的徘句：“蝉声渗到岩石中。”声音是一种力呢还是一种物质?它既然能“渗透”到磁盘上，也必定能“渗透”到岩石里。原野里的声音渗透到我的脑海里，时时地想起来，响起来。
我站在池塘边倾听着唧唧虫鸣，美人的头发闪烁着迷人的光泽，美人的身上散发着蜂蜜的气味。突然，一阵湿漉漉的蛙鸣从不远处的一个池塘传来，月亮的光彩纷纷扬扬，青蛙的气味凉森森地粘在我们的皮肤上。仿佛高密东北乡的全体青蛙都集中在这个约有半亩大的池塘里了，看不到一点点水面，只能看到层层叠叠地在月亮中蠕动鸣叫的青蛙和青蛙们腮边那些白色的气囊。月亮和青蛙们混在一起，声音原本就是一体——自然是人的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在天安门集会，青蛙在池塘里开会。
还是回到路上来吧，那条黄沙的大道早就被我们留在了身后，这条黑色的胶泥小路旁生了若干的枝杈，一条条小径像无数条大蛇盲目爬动时留下的痕迹，复杂地卧在原野上。你没有必要去选择，因为每一条小径都与其他的小径相连，因为每一条小路都通向奇异的风景。池塘是风景。青蛙的池塘。蛇的池塘。螃蟹的池塘。翠鸟的池塘。浮萍的池塘。睡莲的池塘。芦苇的池塘。水荭的池塘。冒泡的池塘和不冒泡的池塘。没有传说的池塘和有传说的池塘。
传说明朝的嘉靖年间，有一个给地主家放牛的孩子，正在池塘边的茅草中蹲着干一件事儿，听到有两个男人的声音在池塘边上响起。谈话的大意是：这个池塘是一穴风水宝地，半夜三更时会有一朵奇大的白莲花苞从池塘中升起。如果趁着这莲花开放时，把祖先的骨灰罐儿投进去，注定了后代儿孙会高中状元。这个放牛娃很灵，知道这是两个会看风水的南方蛮子。他心中琢磨：我给人家放牛，一个大字不识，一辈子不会有什么出息了，但如果我有中了状元的儿子，子贵父荣，也是一件大大的美事。尽管我现在还没有老婆，但老婆总是会有的。放牛娃回去把父母连同爷爷奶奶的尸骨起出来，烧化了，装在一个破罐子里，选一个月明之夜，蹲在池边茅草里，等待着。夜半三更时，果然有一个比牛头还要大的洁白的荷花苞儿从池塘正中冒了出来，紧接着就缓缓地开放，那些巨大的花瓣儿在月光的照耀下像什么只能由您自己去想象。等到花儿全部放开时，总有磨盘那般大小，香气浓郁，把池塘边上的野草都熏蔫了。放牛娃头晕眼花地站起来，双手捧住那个祖先的骨灰罐子，瞄得真切，投向那花心，自然是正中了。香气大放了一阵，接着就收敛了，那些花瓣儿也逐渐地收拢，缩成了初出水时的模样，缓缓地沉下水去。放牛娃在池边干完了这一切，仿佛在梦境中。月亮明晃晃地高挂在天中，池塘中水平如镜，万籁俱寂，远处传来野鹅的叫声，仿佛梦呓。此后放牛娃继续放他的牛，一切如初，他把这事儿也就淡忘了。一天，那两个南方蛮子又出现在池塘边，其中一位，顿足长叹：“晚了，被人家抢了先了。”放牛娃看到这两个人痛心疾首的样子，心中暗暗得意，装出无事人的样子，上前问讯：“二位先生，来这里干什么?怀里抱着什么东西?”那两个人低头看看怀中的骨灰罐子，抬头看看放牛娃，眼中射出十分锐利的光线。后来，这两个蛮子从南方带来了两个美女，非要送给放牛娃做老婆，所有的人都感到这事情不可思议，只有放牛娃心中明白。但送上门来的美女，不要白不要，于是就接受了，房子也是那两个蛮子帮助盖好。过了几年，两个女人都怀了孕。一天，趁放牛娃不在家，两个南方人把两个女人带走了。放牛娃回来后，发现女人不在了，招呼了乡亲，骑马去追，追上了，不让走，南方人也不相让，相持不下，最终由乡绅出面达成协议，两个女人，南方人带走一个，给放牛娃留下一个。过了半年，两个女人各生了一个儿子。长大后，都聪慧异常，读书如吃方便面，先生们如走马灯般地换。十几年中，都由童生而秀才，由秀才而举人，然后进京考进士。南方的那位，在北上的船头上，竖起了一面狂妄的大旗，旗上绣着：“头名状元董梅赞，就怕高密哥哥小蓝田。”进场后，都是下笔千言，满卷锦绣。考试官难分高下，只好用走马观榜、水底摸碑等方式来判定高低。董梅赞在水底摸碑时耍了一个心眼，将天下太平的“太”字一点用泥巴糊住，使他的同父异母哥哥摸成了天下大平，于是，董梅赞成了状元，而蓝田屈居榜眼……这个传说还有别样的版本，但故事的框架基本如此。
如果干脆舍弃了道路，不管脚下是草丛还是牛粪，不要怕踩坏那一窝窝鲜亮的鸟蛋和活生生的鸟雏，不要怕被刺猬扎了你娇嫩的脚踝，不要怕花朵染彩了你洁净的衣裳，不要怕酢浆草的气味熏出你的眼泪，我们就笔直地对着东南方向那座秀丽的、孤零零的小山走吧。几个小时后，站在墨水河高高的、长满了香草、开遍了百花的河堤上，我们已经把那个幸运的放牛娃和他的美丽的传说抛在了脑后，而另外一个或是几个在河堤上放羊的娃娃正在睁大了眼睛，好奇地看着你。他们中如果有一个独腿的、满面孤独神情的少年，你千万可别去招惹他啊，他是高密东北乡最著名的土匪许大巴掌一脉单传的重孙子。许大巴掌曾经与在胶东纵横了16年的八路军司令许世友比试过枪法和武术。“咱俩都姓许，一笔难写两个许字。”这句很有江湖气的话不知道出自哪个许口。至今还在流传着他们在大草甸子里比武的故事，流传的过程也就是传奇的过程。那孤独的独腿少年站在河堤上，挥动着手中的鞭子，抽打着堤岸上的野草，一鞭横扫，高草纷披，开辟出一块天地。那少年的嘴唇薄得如刀刃一样，鼻子高挺，腮上几乎没有肉，双眼里几乎没有白色。几千年前蹲在渭河边上钓鱼的姜子牙，现在就蹲在墨水河边上，头顶着黑斗笠，身披着黑蓑衣，身后放一只黑色的鱼篓子，宛如一块黑石头。他的面前是平静的河水，野鸭子在水边浅草中觅食，高脚的鹭鸶站在野鸭们背后，尖嘴藏在背羽中。明晃晃一道闪电，咔啦啦一声霹雳，头上的黑云团团旋转，顷刻遮没了半边天，青灰色的大雨点子急匆匆地砸下来，使河面千疮百孔。一条犁铧大小的鲫鱼落在了姜子牙的鱼篓里。河里有些什么鱼?黑鱼、鲇鱼、鲤鱼、草鱼、鳝鱼。泥鳅不算鱼，只能喂鸭子，人不吃它。色彩艳丽的“紫瓜皮”也不算鱼，它活蹦乱跳，好像一块花玻璃。鳖是能成精作怪的灵物，尤其是五爪子鳖，无人敢惹。河里最多的是螃蟹，还有一种青色的草虾子。这条河与胶河一样是我们高密东北乡的母亲河。胶河在村子后边，墨水河在村子前面，两条河往东流淌40里后，在咸水口子那里汇合在一起，然后注入渤海的万顷碧波之中。有河必有桥，桥是民国初年修的，至今已经摇摇欲坠。桥上曾经浸透了血迹。一个红衣少女坐在桥上，两条光滑的小腿垂到水面上。她的眼睛里唱着500年前的歌谣。她的嘴巴紧紧地闭着。她是孙家这个阴鸷的家族中诸多美貌哑巴中的一个。她是一个彻底的沉默，永远紧绷着长长的秀丽的嘴巴。那一年九个哑巴姐妹叠成了一座高高的宝塔，塔顶上是她们的夜明珠般的弟弟——一个伶牙俐齿的男孩子。他踩在姐姐们用身体垒起来的高度上，放声歌唱：“桃花儿红，莲花儿白，莲花儿白白如奶奶……”这歌声也照样地渗透在他的姐姐们的眼睛里。每当我注视着孙家姐妹们冷艳的凤眼，便亲切地听到了那白牙红唇的少年的歌唱。这歌唱渗透到他的姐姐们丰满的乳房里，变成青白的乳汁，哺育着面色苍白的青年。
发生在这座老弱的小石桥上的故事多如牛毛。世间的书大多是写在纸上的，也有刻在竹简上的，但有一部关于高密东北乡的大书是渗透在石头里的，是写在桥上的。
过了桥，又上堤，同样的芳草野花杂色烂漫的堤，站上去往南望，土地猛然间改变了颜色：河北是黑色的原野，河南是苍黄的土地。秋天，万亩高粱在河南成熟，像血像火又像豪情。采集高粱米的鸽子们的叫声竟然如女人的悲伤的抽泣。但现在已经是滴水成冰的寒冬，大地沉睡在白雪下，初升的太阳照耀，眼前便展开了万丈金琉璃。许多似曾相识的人在雪地上忙碌着，他们仿佛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这就是高密东北乡的“雪集”了。“雪集”者，雪地上的集市也。雪地上的贸易和雪地上的庆典，是一个将千言万语压在心头，一出声就要遭祸殃的仪式。成千上万的东北乡人一入冬就盼望着第一场雪，雪遮盖了大地，人走出房屋，集中在墨水河南那片大约有300亩的莫名其妙的高地上。据说这块高地几百年前曾经是老孙家的资产，现在成了村子里的公田。据说高密东北乡的领导人要把这片高地变成所谓的开发区，这愚蠢的念头遭到了村民的坚决抵制。圈地的木橛子被毁坏了几十次，乡长的院子里每天夜里都要落进去一汽车破砖碎瓦。
我多么留恋着跟随着爷爷第一次去赶“雪集”的`情景啊。在那里，你只能用眼睛看，用手势比划，用全部的心思去体会，但你绝对不能开口说话。开口说话会带来什么后果?我们心照不宣。“雪集”上卖什么的都有，最多的是用蒲草编织成的草鞋和各种吃食。主宰着“雪集”的是食物的香气：油煎包的香气，炸油条的香气，烧猪肉的香气，烤野兔的香气……女人们都用肥大的袖口捂住嘴巴，看起来是为了防止寒风侵入，其实是要防止话语溢出。我们这里遵循着这古老的约定：不说话。这是人对自己的制约，也是人对自己的挑战。苏联的著名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说不抽烟就不抽烟了，高密东北乡人民说不说话就不说话了。会抽烟不抽烟是痛苦，但会说话不说话却是乐趣。难得的是来这里的人都憋着不说话。当年我亲眼目睹着因为不说话使“雪集”上的各项交易以神奇的速度进行着。因为不说话，一切都变得简洁明了，可见人世上的话，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废话，都可以省略不说。闭住你的嘴巴，省出力量和时间来思想吧。不说话会让你捕捉到更多的信息。关于颜色，关于气味，关于形状。不说话使人处在一种相互理解的和谐气氛中，不说话使人避免了过分的亲昵也避免了争斗，不说话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拉上了一层透明的帷幕，由于有了这层帷幕，彼此反倒更深刻地记住了对方的容貌。不说话你能更多地听到美好的声音。不说话女人的嫣然一笑更加赏心悦目、心领神会。你愿意说话也可以，但只要你一开口，就会有无数的眼睛盯着你，使你感到无地自容。大家都能说话而不说，你为什么偏要说?人民的沉默据说是一个可怕的征兆，当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詈骂着时，这个社会还有救;当人民都冷眼不语装了哑巴时，这个社会就到了尽头。据说有一个外乡人来到“雪集”，纳闷地说：“你们这里的人都是哑巴吗?”他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请你猜猜看。
不要在此流连，关于“雪集”，我会在一部长篇小说里再次对你说起，非常的详细。下面，请你注意那条狗。那条瞎眼的狗，在雪地上追逐野兔。我在本文开篇时为这条狗下了一个定语：莽撞。其所以莽撞，是因为瞎眼;正因为盲目，所以就莽撞。其实它追逐着的，仅仅是野兔的气味和声音。但它最终总是能一口咬住野兔子。使我想起了德国作家聚帕特里克·斯金德的小说《香水》，那里边有一个怪人，通过对气味的了解，比所有的人都更加深刻地了解了这个世界。日本的盲音乐家宫城道雄写道：“失去了光之后，在我的面前却展现出无限复杂的音的世界，充分地弥补了我因为不能接触颜色造成的孤寂。”这位天才还听到了声音的颜色，他说音和色密不可分，有白色的声音，黑色的声音，红色的声音，黄色的声音，等等，也许还有一个天才，能听出声音的气味来。
就不去西南方向的沼泽地了吧?也不去东北方向的大河入海处了吧?那儿的沙滩上有着硕果累累的葡萄园。也不去逐个地游览高密东北乡版图上那些大小村镇了吧?那儿的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烧酒大锅、染布的作坊、孵小鸡的暖房、训老鹰的老人、纺线的老妇、熟皮子的工匠、谈鬼的书场等等等等都沉积在历史的岩层中，跑不了的。请看，那条莽撞的狗把野兔子咬住了。叼着，献给它的主人，高寿的门老头儿。他已经99岁。他的房屋坐落在高密东北乡最东南的边缘上，孤零零的。出了他的门，往前走两步，便是一道奇怪的墙壁，墙里是我们的家乡，墙外是别人的土地。
门老头儿身材高大，年轻时也许是个了不起的汉子。他的故事至今还在高密东北乡流传。我最亲近他捉鬼的故事。说他赶集回来，遇到一个鬼，是个女鬼，要他背着走。他就背着她走。到了村头时鬼要下来，他不理睬，一直将那个鬼背到了家中。他将那个女鬼背到家中，放下一看，原来是个……这个孤独的老人，曾经给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当过马夫。据说他还是共产党员。从我记事起，他就住在远离我们村子的地方。小时候我经常吃到他托人捎来的兔子肉或是野鸟的肉。他用一种红梗的野草煮野物，肉味于是鲜美无比，宛如动听的音乐，至今还缭绕在我的唇边耳畔。但别人找不到这种草。前几年，听村子里的老人说，门老头儿到处收集酒瓶子，问他收了干什么，他也不说。终于发现他在用废旧的酒瓶子垒一道把高密东北乡和外界分割开来的墙。但这道墙刚刚砌了20米，老头儿就坐在墙根上，无疾而终了。
这道墙是由几十万只酒瓶子砌成，瓶口一律向着北。只要是刮起北风，几十万只酒瓶子就会发出声音各异的呼啸，这些声音汇合在一起，便成了亘古未有的音乐。在北风呼啸的夜晚，我们躺在被窝里，听着来自东南方向变幻莫测、五彩缤纷、五味杂陈的声音，眼睛里往往饱含着泪水，心中常怀着对祖先的崇拜、对大自然的敬畏、对未来的憧憬、对神的感谢。
你什么都可以忘记，但不要忘记这道墙发出的声音。因为它是大自然的声音，是鬼与神的合唱。
会唱歌的墙昨天倒了，千万只破碎的玻璃瓶子，在雨水中闪烁清冷的光芒继续歌唱，但较之以前的高唱，现在已经是雨中的低吟了。值得庆幸的是，那高唱，那低吟，都渗透到了我们高密东北乡人的灵魂里，并且会世代流传。
莫言《断手》原文赏读
槐花大放，通乡镇的十里土路北侧那数千亩河滩林子里，扑出来一团团沉重的闷香。林子里除了槐就是桑，老春初夏，槐绿桑青，桑肥槐瘦。太阳刚冒红时，林子里很静，一只孤独的布谷鸟叫起来，声音传得远而长。林子背后是条河，河里流水拥挤流动时发出的响声穿过疏林土路，漫到路外扬花授粉的麦田里。一个穿军衣的黝黑青年站在土路上，对着那河滩林子里的一片槐树喊了一声：
“小妮!”
立刻就有一个红褂绿裤的大闺女从雪白的槐林中钻出来，黝黑青年用左手抻抻去了领章的军衣，又正正摘了帽徽的军帽，看着出现在面前的红绿大闺女。她把一头乌油油的发用一条白色小手绢系着，飘飘洒洒洋溢着风情，柳眼梅腮上凝着星星点点的羞涩。
“你躲躲闪闪地干什么呀?”他大声说着，用手摸摸胸前那两个红黄的徽章。闺女往后退一步，将身子半掩在槐林里，红了脸，说：“你别大声嚷嚷好不好?”“怕谁昵?”“不怕谁，不愿意让人看见，你也不是不知道村里人那些臭嘴。”“让他们说去，早晚也得让人知道。”“苏社，咱俩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她吊着眼说。“有什么事呢?今日登记，明日结婚，后日生孩子，有什么事呢?”他潇洒地说着。“谁跟你去登记?你这样胡说我就不跟你一道儿走了。”“我不说了还不行?你还挺能拿架。”他用左手从口袋里提出一支烟，插进嘴里。用左手摸出一盒火柴，夹在右胳膊弯子里。用左手食指捅开火柴盒。用左手食指和拇指捏出一根火柴——小媞上前两步，右手从他左手里拔出火柴，左手从他右胳膊弯里抓过火柴盒。她点着火，烧着他嘴里的烟，水汪汪的眼看着他的脸说：“非要抽?”他举起右胳膊，衣袖匆匆滑下去，露出了——他的手没了——疤结的手腕。他阴沉沉地说：“当兵的，靠口烟撑着架子，那次打穿插，跑了两天两夜，干粮袋，水壶，全他妈的丢光了，到了集合点，一个个都瘫了。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还有一排长二排长三排长四排长，一人拿出一盒烟，全连分遍了，点上抽着，山坡上像烧窑一样，这才缓过劲来。紧接着眼见着敌人就上来了，绿压压的像苍蝇一样，我端着一挺轻机枪，来回扫着扇子面，越南鬼子像麦个子一样，横七竖八倒满了山坡……”“你说的跟电影上演的一模一样。”“电影，电影全是演屁，光坏人死，不死好人，打仗可不一样，我们一连人只剩下七个，还是缺胳膊少腿，打仗，打仗可不是闹着玩的。…别说了，上了路再说。我驮着你。”她从槐林里推出一辆自行车，车上缠满了花花绿绿的塑料纸，“上来吧。”“还是我驮着你。”他把烟头吐在地上说。“俺可不敢，你是战斗英雄哩!”她说着，看着他淡淡地笑。他咧咧嘴，也笑了。
土路追着阳光前伸，苏醒的田野里充斥着生机勃勃的声响，一树树槐花从他脸前滑过去，从槐树的褐色树干里，他不时看到桑树的银灰色树干，桑林里响着小女孩和大女人的对话声，也如参差错落的桑槐，一闪就过去了，他渐渐地注意到了她的呼吸，注意到撑出去的双臂和从她腋下望得见的衣服皱褶。她的腰浑圆。槐林里溢出的香气浓浓淡淡，延伸出去断手的右胳膊，揽住了她的腰，他感到她哆嗦了一下。她用力蹬着车子，悄悄地说：“你把手拿开。”车子嗖嗖地向前跑着，他用胳膊箍了她一下，说：“不。”“拿开手。”她扭着腰说。“我没有手!”他说着。“……没有手……也得拿开……求求你……”她带着哭腔说，车把子在她手下歪来扭去，终于钻进槐林里。车前轮撞在槐树上，车子猛一跳，歪倒。从地上爬起来，他和她对望着。他激动的脸色发绿，对着倚在槐树上的她说：“动动你怎么啦?封建脑瓜子，你到城里去看看。”“苏社，你别逼人……你是英雄，你为国有功，俺知道你好……可你知道人家怎么议论你?”“议论我什么?”“人家说你是个牛皮匠，说你连前线都没上。”他的脸色随即变灰了，手瑟瑟地抖着，说：“谁说的?谁说的?我没上前线?我的手是被狗咬去的?…‘人家说你用手榴弹砸核桃，砸响了，把手炸掉了。”“胡说!那里有核桃吗?那里没核桃。手榴弹放在火里都烧不响，砸核桃能砸响?就算是砸核桃砸响了，那我这些功劳牌子不是我自己铸的吧?”“人家说你只得了一块三等的小功劳牌子，那一块是个纪念章。”“纪念章你们谁有?谁有?拿出来我看看!”
他又重复着复杂的手续点火抽烟，她没帮他，却用肩头一下一下地往后撞着那颗槐树。树叶子和花串儿抖动着，响着。烟从他嘴里愤怒地喷出来。她说：“你用不着生气，村里人的话，都是望风捕影地瞎传。我还忘了，你还没吃饭吧?”她把车子扶起来，从车兜里摸出一个小手绢包，他一眼看出包着的鸡蛋，立刻想到饿，昕到她说：“给你。”
“小妮，你相信他们说的?”他接过手巾包，怯怯地问。
“我当然不信，不过，你也得把尾巴夹一夹。今日去县城。我瞒着俺爹哩。俺爹说，‘苏社不是正经人，你要离他远着点。’”
“好啊!你爹!”
“俺爹还说你擎着只断手，吃了东家吃西家，回家两个月了，连地也不下，像个兵痞子。”
“那么你呢，你也这样看我?”
“我对俺爹说，他为国为民落了残废，又是孤身一人，吃几顿饭算什么?”
“你爹怎么回你?”
“他说，‘不是那几顿饭’”
“你爹还说我什么?”
“就这些。”
“小妮，”他想了一下说，“今天我们就去县委，让他们给我安排个工作，你只要同意跟我好，我让他们也给你安排个工作，咱搬到县城里去住，躲着这些人远远的。”
“他们能安排你吗?”
“他们敢不安排!老子连手都丢在前线了。”
“我们就走吧。”她眼泪汪汪地说，“你不要动我，好好坐着，我求求你。”
“好吧，我不动你。”他轻蔑地说，“都八十年代啦。当兵的，什么世面没见过呀。人都会装正经，打起仗来，什么羞不羞的，在医院里，女护士给我系腰带，有个粉红脸儿叫小曹的，是地委书记的女儿呢，人家那个大方劲，哪像你。”
“你怎么不去找她!”
“你以为我搞不到她?我不愿意呢。我们凯旋着回来，给我们写信的女大学生成百成千，都把彩色照片寄来，那信写的，一口一个‘最亲爱的人’。”
小媞不说话了，自行车链条打着链瓦，当啷当啷响。那只不知疲倦的布谷鸟的叫声，渐渐地化在大气里。
又朦朦胧胧地听到了布谷鸟的叫声。越来越清晰，单调，离它越来越近。它好像一直没动窝儿，就这么叫着，太阳高挂东南，田野里暖烘烘的。小媞麻木地蹬着车子，听着飘浮不定的布谷声，她感到浑身松懈。跳下车，腿脚软得像没了筋骨。槐花的闷香漫上来，她的头微微发晕，支起车子，一手扶树，一手轻提着胸襟抖了几下，她出了一身汗。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她踅着，进了槐林深处。槐树大多是茶碗口粗细，杆茎人头多高，树皮还光滑发亮，树冠不高也不太大，一片又一片的绿叶子承着阳光，闪闪烁烁地跳，槐花串串挂着，家蜂伴着野蜂飞，阳光下交汇着蜂鸣声……她在槐林深处蹲了一会，看见与槐林相接的桑林，看见桑林外河中流水泛起的亮光……她往外走，踩着湿润的沙地，沙地上生着一圈圈瘦弱的茅草，还有葛蔓萝藤，黄花地丁。四只拳头大小的褐色野兔，灵活地啃着野菜，见到她来，一哄儿散了，站在半箭之外，斑斑点点地望着她。灰山鹊拖着长长的尾巴，一起一伏地向前跃进。她眼里像蒙着一层雾，南风从树缝里歪歪曲曲地吹过来，钻进了她的身体。她摸出手帕揉揉眼，掐下一串齐着她额头的槐花，用牙齿摘着吃。槐花初人口是甜的，一会儿就变了味。她心里有点迷糊，便用削肩倚了树，慢慢地下滑，坐下，双腿平伸开，眯着眼，从花叶缝隙里看太阳。太阳是黑的。太阳是白的。太阳是绿的。太阳是红的。几个花瓣从她眼前落下来，老春槐花谢，想着刚才的事，想哭，一低头，就有两颗泪珠落在红褂子上……
路过乡镇时，看到街上热热闹闹，人们走来走去，脸上都带着笑。太阳光下坐着一位面如丝瓜的干老头，守着一个翠绿色的柳条筐，筐里是鲜红的大樱桃，不满。看到大樱桃，苏社用断腕捣了她一下，说：“停车。”
樱桃老头半闭着左眼，大睁着右眼，看着苏社。苏社蹲在筐前，问老头：“樱桃怎么卖?”
她扶着车子站在一边，看着他的脖子，看着老人的干脸。鲜红的樱桃好像在筐里跳。
“五毛一斤。”老头说。
苏社提起一个樱桃，举着看一会，一仰脖子，让樱桃掉进嘴里。他说：“真甜。就是太贵了，老头，我是从前线回来的。云南省昆明市樱桃红了半条街，个儿大，水儿旺，才两毛钱一斤。”
“那是云南。”老人说。
“便宜点儿卖不卖?”他又提起一个樱桃，扔进嘴里。
老人用力看着他。
“一毛钱一斤卖不卖?”苏社往口里扔着樱桃说。
“走你的路吧!”
“一毛钱一斤，我全要了你的。”苏社往嘴里扔着樱桃说。
“走吧，苏社。”她在一边说。
樱桃老人脸上渐渐挂了颜色，两只眼全瞪圆。苏社又往樱桃筐里伸手，老人抓住了他的手。
“你干什么?老头，”苏社说，“噢，还不兴尝一尝吗?”
“你爹从来没有教育你。”老人说。
“你怎么开口骂人?”
“你拿一毛钱。”
“我不买。”
“拿一毛钱。”
“老头，真抠门呀!吃你几个破樱桃是瞧得起你。”
“拿一毛钱。”
行人一圈圈围上来，都不说话，表情各异地看着苏社和老人。也有用斜眼瞥一下小媞的，她的脸上泛热，轻轻说：“走吧。”
“好吧，算我倒霉!”苏社从兜里抠擞了半天，夹出几个硬币来，扔在地上，“老财迷!”
他站起来。老人一探身，揪住了他的衣角。
“你想动打的吗?老头，我告诉你，动打的你可不是个，越南特工队都是练过飞檐走壁的，照样躺在我的枪口下。”
老人揪着他的衣角，不松手也不抬头。
有人说：“算了，老人，放他走吧，他刚打仗回来呢。”
有人说：“年轻人，你弯弯腰，拾起钱，递到他手里，给他个面子，借着坡，好下驴，他也好做买卖，你也好赶路。”
他弯腰捡起硬币，拍到老头手里，说：“老子在前方为你们卖命，身上钻了这多窟窿，吃几个破烂樱桃还要钱。”
“小子，你别走!”老人说着，挽起裤腿来，把一条假腿从膝盖上摘下来，扔在苏社面前，吼一声，“小子，老子在朝鲜吃雪时，你还在你爹腿肚子里转筋呢!”
她从人缝里推车挤出来，上了车，逃命似的回来。
布谷声又响，她不知道是她的耳朵歇了一会儿还是布谷鸟歇了一会儿。
“娘——小野兔!”
她听到桑林里传出一个女孩清脆的喊叫声，便移动着眼往发声处看。她看到紫色的槐树干和灰色的桑树干，高抬眼，又看到满眼婆娑摇风的绿叶白花。
“乐乐，好好走，别让树撞着头。”一个女人的声音。
“娘，掉下一个小蜜蜂。”
“别动啊，被它蜇着!”
“它死了。”
“蜂死启子不死哩。”
“蚂蚁要拖它。”
“别动它。”
“蚂蚁拖着它走了。”
“别动它们。”
她终于看到柔韧的桑枝在空中晃动，几片拳大的桑叶飘然落地，桑枝桑叶间，镶进蓝蓝黑黑的颜色，一个通红的孩子，像小鹿一样跳过去又跳过来。
“后生，你别狂，家去摘下那两块牌牌，找块破布包包搁起来，”樱桃老头指着苏社胸前的徽章说：“这种东西我家里有半斤。”
苏社咧咧嘴，不明哭笑。一直看着老人安装上假腿，拐起樱桃筐子，咯吱咯吱响着腿走了，众人面面相觑，都没得话说。羞答答地走散。撇下苏社一人戳着，在阳光下晒着满脸白汗珠。好半天才醒过神，转着圈喊小妮，声音又急又赖，像猫叫一样，满街都惊动了，走散的人又定住脚，从四面八方一齐回头看他，使他感到无趣，赶紧溜到墙边，背靠墙站住，心里顿时安定了不少，闭住嘴，腾出眼来找小妮。满街急匆匆走着人，也有自行车在人缝里钻，但都不是小媞.樱桃老头远远地坐在凉粉摊旁柳阴下，沙哑着嗓子喊：“樱桃——樱桃——樱桃——”
反复想了还是决定先回村，想必小媞是早回了村。走着与槐林相傍的土路，见无边的麦浪从路南涌上来，到了路边却陡然消失，像马失了前蹄，像潮撞着堤岸。有一家人正给小麦喷药粉，一人背着汽油机，一人拉着长长的蛇皮形喷粉管，像拉鱼一样从麦穗上掠过去，在他们身后，留下一道道烟树。田野辽阔了就显着人少，看不到有多少人干活，庄稼却长得出奇的好。
一辆手扶拖拉机噗噗噗响着，从路上驰来，他想截车，便站到了路边，高高地举起无手的右胳膊。开车的是个戴墨镜的小伙子，坐得梆硬，像焊在拖拉机上的铁铸件，对他的示意连一点反应也没有。拖拉机飞快地开过去，黑烟和尘土把他逼进槐树林里去。
拖拉机走了好远，他才敢从林子里钻出来，沉重的受辱感使他的心一阵阵抽搐，断手的疤也隐隐作痛。也许是今年的第一只螓蟠在林里干噪地叫起来，他对螓蟠充满了仇恨，心里想着把它砸成肉酱的情况，人却在路上疲惫不堪地走。路上不断有自行车骑过去，骑车人连多看他一眼也不。他心里阴郁得没有一个亮点，不时地停下，按照动作顺序点火吸烟，终于吸光了烟，捏瘪烟盒，用力掷进树丛里。
从树丛里跳出一个红色的女孩，高举着一根桑条，像举着一面旗帜，满头缀着白花，浑身都是香气，“娘，解放军，一个解放军。”女孩喊。
“乐乐，慢着点跑，别摔倒磕破鼻子。”一个女人，背着一筐桑叶，从槐林里走出来，直到她放下筐子直起腰时，苏社才看清了她的脸。
“这不是苏社大兄弟吗?”女人问，“进城了吗?”“……留熳姐，”顿了一会才想起她的名字，他吭吭哧哧地说，“你采桑叶喂蚕?”
留嫂脸红红的，说：“乐乐，这是你叔叔，你叔叔是英雄，快叫呀!”
女孩怯生生地叫了他一声，就缩到娘背后，偷偷打量着苏社。
留嫚用右手摸了一下女孩的头，笑着对苏社说：“她见了生人就像见了猫的小耗子。”
女孩用两只清澈的眼睛看着他，他心里莫名其妙地感伤起来，他几乎把这个女人忘记了。两个月里，他差不多吃遍了全村，好像也没人提过她的事。正胡乱想着，就听到她说：“我早就知道你回来了。你回来全村都高兴，都请你吃饭，你这个穷姐姐不敢去凑热闹，也实在没有什么能拿上桌的东西给你吃。”
他狼狈地笑着，说：“我真不好意思，乡亲们尊重错了人。”
“那就是你谦虚了。”
“你嫁到哪村了?”他看着女孩问。
她平静地说：“哪儿也没嫁。”
他不再问，指着桑叶筐说：“我帮你背着吧。”
“不用。”她说。
她背着桑叶，弯着腰跟他一起走，女孩扯着她的衣角走在一侧。他看着她那条如同虚设的左胳膊，回忆起少年时一些残忍的行为。留熳生来畸形，她的左臂短、小，像一条丝瓜挂在肩膀上。留熳上过一年级，他和一些男孩子们经常欺负她，扯着她的残胳膊使劲拧。后来她就不上学。
“兄弟，该成亲了吧?”她问。
“跟谁成亲?”他苦笑一声，说，“瘸爪子，没人要嫁给我。”
“你这个瘸爪子跟我这个瘸爪子可是不一样，”她愉快地笑着说，“你是光荣的瘸爪子，会有人嫁给你的。”
路很长，越走越累，便一齐住了声，大一步小一步地向前走。终于走到村头，天已正午，满街泛起黄光，她举起头来说：“我家就在那儿，老地方。”她用下巴示意了一下，他看了一眼那排紧靠河堤被满村新建青砖红瓦房甩出去的草屋。它孤孤单单地坐在那儿。苏社回忆着在草屋周围曾有过的那一排排同样模样的草屋，心里乱糟糟的。她说：“今日正好碰上你，大家都请你吃饭，我也该请。你别嫌弃，跟我走吧，家里正好还有一只被人打坏了脊梁的母鸡，就慰劳了你吧。”两道浑浊的`汗水很滞地在她颊上流。她的嘴略有点歪斜，鼻子两侧生着雀斑。女孩晒得黑黑的，双眼不大但非常明亮。
“留姐，……我还有事，就不去了吧……”
“随你的方便，一个村住着，早晚会请到你。”她爽快地说着，拉着女孩往草屋走，他一直望见她们进了院子。
“小媞!”站在小媞家院门外，他大声喊。院子里静悄悄的，没有人说话，他把眼贴在门缝上，看到了小媞那辆花花绿绿的自行车支在院子里。想走，却又张嘴喊小媞，从门缝里，看到小娓的爹板着脸走过来。
坐在她家炕下的长条凳上，看着她爹紧着嘴抽烟，身上似生了疥疮，坐不安稳，一提一提地耸肩仄屁股。没话找话地说：“大伯，小娓还没回来?”老头把烟袋锅子在炕沿上叩着，死声丧气地说：“你问我，我问谁!”苏社像打嗝似的顿了一下喉咙，心里顿时冷了。
“媞她娘，拾掇饭吃!”老头喊。
媞她娘从另一间屋里出来，说：“急什么，媞出去还没回来。”
“吃了饭要干活!麦子要浇水，要喷药，玉米要除草定苗，你当我是二流子，甩着袖子大鞋呀!”
“你看这熊脾气!”媞她娘对苏社说，“你可别见怪。”
媞她娘端上来一盘喧腾腾的馒头，一碗酱腌带鱼，一碟黄酱，一把嫩葱。“大侄子，一块儿吃吧。”她对苏社说。
“你大侄子早在县里吃饱了大鱼大肉，用得着你孝敬!”老头说。
苏社猛地站起来，手伸着，嘴张着，眼瞪着，一副吓人模样，然后他垂臂合嘴耷拉眼皮，脸青一阵白一阵。他慢慢又坐下，手在大腿上摸着，一会儿，缓缓站起来，咬着牙根，一字一顿地说：“大伯，吃了你家几顿饭，我牢牢地记住了，你也牢牢地记着吧，我迟早会还你的。”转身他就走了，也不听老头老婆在背后说些什么。走着街，委屈浸洇上来，眼里簌簌地滚出两行泪，怕人看见，想擦，举起右手——马上火气填胸，不擦泪，飞跑回家，仰在炕上，哭着，死死活活地乱想。
哭了一阵，委屈和愤怒渐渐平息，心里恍恍惚惚，宛若在梦中，睁眼看着墙角上轻动着的小蛛网，耳边传来毛驴的叫声，窗外生动着大千世界，并没有什么变乱。于是爬起来，满意地看看村里给盖的新房和备齐的家具，心里又有些感动，饥饿和干渴袭上来，便挑了水桶去井边担水，见着街上的行人，觉得一阵阵脸热，怀着轰轰烈烈的念头与人打招呼，但都是极随便地应一声，并无惊讶之语，于是也就明白了自己。
井台上汪着些浑浊的水，两只黄色的白鸭用黑嘴搅着水，见到有人来，便摇摇摆摆地走到一边去。他从小惯用右手，左手笨拙软弱，连提个空桶都感到吃力。用扁担钩子钩着桶，慢慢往井里顺，整根扁担都进了井，他又大弯着腰，才看到水桶底触破了平静的井水，他的脸随着变成无数碎片，在井里荡漾着。
他别别扭扭地晃动着扁担，他总也打不到水，眼珠子都挤得发了胀，只好把空桶上上下下地提上来，直起腰，手扶着扁担，双眼望着极远的天。
“战斗英雄，打水呀!”一个不比小媞难看的姑娘挑着两只铁皮水桶轻盈地走过来。
他冷冷地瞅她一眼，没有说话，姑娘看着他那只断手，笑容立即从脸上褪去。她放下自己的扁担和桶，走上来拿他的扁担，她说：“苏社哥，我来给你打。”
“滚开!”他突然发了怒，大声说，“不用来假充好人。我欠你们的情够多的了，欠不起了。”
姑娘被他抢自得眼泡里汪着泪，说：“苏社，俺可是一片好心。”
“好心?他妈的，老子在前方——”他忽然住了嘴，双肩垂下，拄着扁担，面色漠然，好像对着坟墓。
那姑娘匆匆打满两桶水，担起来，一溜歪斜地走了。她再也没有回来。他知道话说过了头，但也不后悔，对着井他垂下头，仔细端详着自己阴暗的脸……
他看到自己头朝下栽到井里，井水沉闷地响着，溅起四散的浪花去冲刷井壁，他挣扎着，身体慢慢下沉，井底冒上来一串串气泡……他漂到了水面上，仰着脸，望着圆圆的蓝天。蓝天里突然镶进了小媞美丽的脸，他笑嘻嘻地面对着她，听到她惊叫起来……全村人都围到了他身边，他躺在那儿，虽然死了，心里却充满了报复后的快感……几颗泪珠悄然无声地落到井里，砸破了水面，金黄的太阳照着他的脸，他的脸照亮了井水。
“兄弟。”
他听到有人喊，慌忙直起腰，用衣袖沾沾眼睛。
“家里没镜子吗?”留嫂笑着说，“你要跳井吗?”
“也许会跳呢!”他笑着回答。
“跳下去我可不捞你，”她说，“你挑水?”
“想挑，但挑不了，瘸爪子，不中用啦。”他直率地对她说。
“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大本事。咱这种人，要想咱这种人的办法，你看着我怎么干。”她走到井边，跪下，用右手握着绳子，把一只瓦罐缓缓地顺进井里去，晃了两下绳子，井里传上来瓦罐进水的咕噜声。她用力把绳子往上提，提到胳膊不能上举为止，然后，把头伸过去，用嘴咬住了绳子。在很短暂的时间里，一瓦罐水是挂在她的嘴上的，趁着这机会，她把右手迅速地伸到井里抓住绳子，松了口，再把胳膊用力上举，再用嘴去咬住井绳……她那条像丝瓜一样的左胳膊随着身体起伏悠来荡去……她把满满一瓦罐水叼到井台上，站起来，喘着粗气说，“就得这样干。”
他看着她那两片薄薄的嘴唇和细小的牙齿，问：“你一直就是这样打水吗?”
她说：“要不怎么办?前几年俺娘活着，她打水，她死了，我就打，人怕逼，逼着，没有过不了的河，没有吃不了的苦。”
“没人帮你打水?”
“一次两次行啊，可天长日久，即便人家无怨言，自己心里也不踏实，欠人一分情，十年不安生，能不求人就不求人。”
“娘，你怎么还不走呀!”女孩在远处急躁地喊。
“噢，乐乐，你先走，抓些桑叶给蚕宝宝撒上，娘帮叔叔提两罐水。”
“你可快些呀!”女孩喊一声，跳着走了。
留嫚提起那罐水，用膝盖帮着手，把水倒进苏社桶里。他伸手抓住绳子，看着她的脸，说：“留姐，让我来试试。”
“你要试试?也好，待几天我帮你纺根线绳子。”她把手松开。
他跪在井沿上，把瓦罐顺下井，打满水。当他把胳膊高举起来时，也学着她的样，伸出头，狠狠地咬住了绳子，在一瞬间，沉重的瓦罐挂在他的嘴上，他的牙根酸麻，脸上肌肉紧张，舌头尝到了绳子上又苦又涩的味儿。
他默默地坐着，看着她用一只手灵巧地擀面条。她家里有五间屋，一间灶房，一间卧房，三间蚕房。蚕都有虎口长了，满屋里响着蚕吃桑叶的声音。
“你打算怎么办?是种地还是去当干部?”她问。
“到哪里去当干部?我都不想活下去啦。”
“说得怪吓人的。”她咯咯地笑起来。
“娘，你笑什么?”女孩问。
“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她说，“就为断了只手?我也是一只手不是照样活吗?比比那些两只手都投了的，我们还是要知足。”
“话是这么说，可我总觉得不仗义。”
“想开点吧。”
她走到灶边烧火。女孩搂着脖子往她背上爬，她说：“淘人虫，去找你叔叔玩去。”
女孩踅到他面前，他问：“你叫什么名字?”
“乐乐。”
“噢，乐乐。”
“叔叔，你打死二百个鬼子?”
“……没有，乐乐，叔叔连一个鬼子也没打死。”
“娘说你打死二百个鬼子。”
“没有……”他避开了女孩的眼睛。
“叔叔，你的牌子。”女孩指着他胸前的徽章说。
“送给你了。”他把徽章摘下来给了女孩。
月亮升起来不久，女孩睡着了。留嫂把孩子塞进被窝，从她手里剥出徽章递给他。他说：“不要了，留着给孩子耍吧。”她把徽章放到窗台上，说：“你也不容易呀，动刀动枪的，还打死那么多人。”他呐呐半晌才说：“你包了几亩地?”“我没包地。我养蚕。这几年，全胳膊全腿的都跑出去捞大钱了，没人养蚕，满林的桑叶。去年我养了五张，今年养了六张。”
她起身去喂蚕，月光从窗棂间透进来，照着一张张银灰色的蚕箔。她撒了一层桑叶，屋子里立刻响起急雨般的声音。“今年蚕出得齐，我一个人，又要采桑又要喂，真够呛的，要雇人吧，又不方便，只好苦一点，熬到蚕上了簇就好了。”月光照着她的脸，显得清丽和婉，她觉察到他在注视她，便低眉顺目，说：“我的乐乐眼见着就大了。”
他嗓子发哽，说不出话来。
留嫚说：“兄弟，不是我撵你走，今晚上大月亮天，我要去采叶子，家里的叶子吃不到天亮呢。”
“我帮你去采。”
“不用，半夜三更的，叫人碰到说闲话——我倒不怕，怕坏了你的名誉呢。”
“不是有月亮吗?”
槐花像一簇簇粉蝶在月光下抖翅。桑叶子黑亮黑亮。河水流动声比白天大。
两人两只手，一会儿就采满了筐。从桑林到槐林，都被月亮照彻了。人在树下晃动着，好似笨拙的大鸟。
莫言《飞艇》原文赏读
母亲总是一大早就把我和姐姐喊起来。腊月的早晨，地都冻裂了，院子里杏树上的枯枝咔叭咔叭响着。风从墙壁上的裂缝里尖溜溜地灌进来，我的脸上结着霜花，我的腮上溃烂的冻疮每天夜里渗出一些粉状物，极像白色的霜花。
“起来吧，起来吧，兰嫚，金豆，”母亲烦恼地叫着，“早去早回，赶前不赶后。”
母亲催促着我和姐姐去南山讨饭。我忘记那是什么年月了。我六岁，姐姐十八岁。姐姐带着我去南山讨饭，是我过去的生涯里最值得回味的事情。飞艇从天上掉下来，一头扎在我们村东河堤上的时候，是腊月里的一个早晨——一想起那时候比现在这时候格外寒冷的气候，我就思维混乱，说话，写文章，都是前言不搭后语，头上一句，腚上一句，说着东又想着西，这是小时候冻出来的毛病，怕是难治好了。
那时候我们村的孩子们都去南山讨饭，不仅仅是孩子去，老婆也去，大闺女也去。太阳刚冒红，我们村里的讨饭大军就向南山进发，一出村时结成一簇，走出半里路就像羊拉屎一样，稀稀拉拉，遍路都是了。我和姐姐总是跑在最前头。我们跑，我们用跑来抵御寒冷;我们一旦不跑，汗水就唏了，空心棉袄像铁甲一样嚓啦嚓啦响，冰凉啊冰凉!我们冻急了，我们对寒冷刻骨仇恨。我大骂：“冷，冷，操你的亲娘!”同行的人都被我逗笑了。
方七老爷的老婆龇牙一笑，说：“这孩子，好热的家伙，操冷的亲娘，把xx巴头子给你冻掉了!”
众人更笑，都唏溜唏溜的，鼻尖上挂着清鼻涕。
一群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跟我一起齐声喊叫：“冷冷冷，操你的亲娘!”
我们叫骂着，向无边无际的寒冷宣战。我们跟一群对月亮狂叫的狗差不多。但寒冷毕竟是有些退缩，金红色的阳光照在我们冻僵的面颊上，耳朵上，像无数根烧红的针在温柔地扎着。
我曾经多次领略过融化的痛苦。寒冷先让我的脸、耳朵结成冰坨子，阳光又来晒融这些冰坨子。我不怕冻结最怕融化。冻结，刚开始痛一点，也就是十分钟吧，十分钟过后就不痛了，我感觉不到自己的耳朵和面颊是否存在。融化可就不好受了，痛当然是有一些了，最难受的是痒，奇痒奇痒，比痛难受百倍。后来我曾经想过，世上的酷刑，刖足、车裂、指甲缝里钉竹签、披麻戴孝、走烧红的铁鏊子、子弹头撅肋巴骨、活剥皮……听来令人咋舌，不寒而栗，但似乎都可忍受，痛，只要能忍住第一拨，后边的都可忍受;但痒就不同了，痒是一场持续不断的神经战，能令人发疯。当年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们发明了那么多种酷刑，但唯独没发明使人奇痒难挨的刑法，这真是个遗憾!
在阳光下我的脸、我的手、我的耳朵一齐融化，黄水汩汩流淌，腐肉的气息在清凉的空气中扩散，几千只蚂蚁在我的冻疮的溃面上爬着，钻着。我想要是有一把锋利的刀子，把我头颅上的皮肉剔除得千干净净，一定会非常舒适，当然，手背上的皮肉也应该剔除干净，脚趾脚边上应该扎针放血。我的手自己抬起来去搔脸。姐姐厉声喊：
“金豆，不许搔脸，搔毒了结紫疤!”
姐姐的脸上也有冻疮，但尚未溃烂，一个红豆豆，一个紫豆豆，几十个红豆豆紫豆豆分布在姐姐的腮上，姐姐的脸像个开始变坏的红薯。
奇痒，又不能搔，不用姐姐提醒我也知道我的脸已经不能搔了。它已经跟烂茄子、烂西红柿差不多了。我像一匹活泼的小猴子在地上蹦跳着。我本来可以哭，但哭给谁看呢?我们那儿的俗谚日：看男人流泪不如看母狗撒尿。
在我们这支讨饭的队伍里，头脸上生疮的并非我一人。一群男孩子都像我一样，在化冻的痛苦中，跳嚷成一群活泼的小男猴。
我们刚刚骂狠了寒冷，现在又要骂温暖了。
依然是我先草创，然后大家共同发展。
“热热热，操你的亲爹!”
“热热热，热热热，操死你的亲爹!”我的朋友们与我一起高呼。
“冷冷冷，操你的亲娘;热热热，操你的亲爹!”我们高呼着，迎着那轮火红的太阳，向着南山跑去。
方家七老妈瘪着嘴说：“这群破孩子，冷，你们骂;热，你们还骂。当个老天爷也真是不容易!”
方家七老妈那时就有五十多岁，去年我探家时，听母亲说她不久前死了。这时离飞艇扎在河堤上已有二十多年。
在我的印象里，方家七老妈永远穿着一件偏襟的黑色大袄，袄上明晃晃地涂抹着她的鼻涕和她的孩子们的鼻涕。她的棉袄是件宝物，冬遮寒风，夏挡雨水。而且，在我的印象里，七老妈的怀里，永远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好像我们家乡的泥玩具里的母猴子永远扛着一只小猴子。七老妈吃不饱穿不暖，但保持着旺盛的繁殖能力。她一辈子生过多少个孩子，她自己是否说得清楚也值得研究。这也许是一种工作的需要。抱着孩子讨饭更能让人同情。俗话说：行行出状元，七老妈是讨饭行里的状元。她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她是吃百家饭长老的。她一辈子没生过病。
一九六九年，生产队里开诉苦大会。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止不住的辛酸泪，挂满胸。我们高唱着这支风靡一时的歌曲，等着吃忆苦饭。我特别盼望着开忆苦大会吃忆苦饭。吃忆苦饭，是我青少年时期几件有数的欢乐事中最大的欢乐。实际上，每次忆苦大会都是欢声笑语，自始至终洋溢着愉快的气氛，吃忆苦饭无疑也成了全村人的盛典。
究其根本是，忆苦饭比我们家里的幸福饭要好吃得多。
每逢做忆苦饭，全村的女人，除地、富、反、坏、右的家属外，几乎都一齐出动。她们把秋天晒出来的干胡萝卜缨子、干红薯叶放在河水中洗得干干净净，用快刀剁得粉碎。保管员从仓库里拿出黄豆、麦子、玉米，放在石磨上混合粉碎。杂粮面与碎菜搅拌，撤上咸盐，浇上酱油——有时还淋上几斤豆油，上大锅蒸熟。我们唱着忆苦歌曲就闯到大锅里逃逸出来的忆苦饭的香气啦。
歌唱声停，队长走上台，请方家七老妈上台忆苦。七老妈抱着她的活猴般的孩子，用一只袖子掩着嘴，嚎天哭地地上了台。
七老妈的诉苦词是天下奇文：
“乡亲们呐，自从嫁给方老七，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前些年去南山要饭，一上午就能要一篓子瓜干，这些年一上午连半篓子也要不到了……”
队长在台下咳嗽了一声。
“要饭的太多了，这群小杂种，一出村就操着冷的娘，操着热的爹，跑得比兔子还快，等我到了那儿，头水鱼早让他们拿了。”
队长说：“七老妈，你说说解放前的事儿。”
七老妈说：“说什么昵?说什么呢?解放前，我去南山要饭，天寒地冻，石头都冻破了。天上下着鹅毛大雪，刮着刀子一样的小东北风，我一手领着一个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一步步往家里走。腊月二十二，眼见着就过小年啦。长工短工都往家里奔。孩子们冻得一个劲儿地哭，我也走不动了。走到了一个村庄，寻了个磨屋住下来。破屋强似露天地。孩子们不哭了。从面口袋里摸出地瓜干子来，咯嘣咯嘣地吃。后半夜，我觉得肚子不大好，就让两个大孩子到人家草垛上拉把干草，孩子拉草没回来，俺那个小五就落了地。孩子们见我满身的血，吓得又哭又叫。有一个好心的大哥进来看了看，回家端了一盆热汤来，让俺娘儿们喝了。我说，好心的大哥，俺一辈子忘不了你……”
方家七老妈每逢说到磨房生孩子这一段时，必定要掩着鼻子哭。台下心软的娘们儿也跟着唏嘘。
队长振臂高呼：“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人们杂七拉八地跟着呼叫：“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方家七老妈一说起她在磨屋里生孩子的事就没完没了。反过来说一遍，正过来又说一遍。忆苦饭香气扑鼻，勾得我馋涎欲滴。我不知道别人，我只知道我恨不得有支枪把唠叨起来没完没了的方家七老妈从台上打下去。
队长也分明是不耐烦了，他打断七老妈的车轱辘话，说：“七老妈，说说以后的事吧!”
七老妈抬起袄袖子擦擦眼睛，把怀里的孩子往上撮撮，迷茫着眼说：“后来怎么样呢?后来怎么样啦?后来就好了，后来共产党来了，共产党来了，共产共妻，共房子共地……”
队长跑上台，架着方家七老妈的胳膊，说：“老妈老妈，您下去歇歇吧，歇歇就吃忆苦饭。”
方家七老妈横着眼说：“就是为着这顿忆苦饭，要不谁跟你唠叨这些陈茄子烂芝麻的破事!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这顿忆苦饭啦!”
大锅揭开了，人们都围上去。
队长和保管员每人手持一柄大铲子，往人们的碗里铲忆苦饭。队长的眼被蒸气烫得半睁半闭。队长说：“受苦受难的穷兄弟们，多吃点，多吃点，吃着忆苦饭，想起过去的苦……”
根本不用队长嘱咐。队长也知道，要不还用他亲自掌勺分配。方家七老妈生着两只蓝色的眼睛，像天真的小狗一样的蓝眼睛。她有两个癖好，一是吮头发，二是舔煤油。
飞艇扎在河堤上那天早晨，母亲很早就把我和姐姐喊起来了。我们去南山讨饭必须早走。“南山”，是我们对我们村南四十里外一系列村庄的统称。那里鬼知道为什么富裕，与我们这里相比那里好像天堂。南山的人能吃上地瓜干。
姐姐去南山讨饭前，进行着复杂的准备工作。
她梳头，洗脸，照镜子。她对着镜子用剪刀刮着牙齿上的黄垢，刮得牙龈上流红血。她还往脸上抹雪花膏。我承认姐姐经过一番收拾是很好看的大姑娘。母亲每每训她：“拾掇什么，是去讨饭，又不是让你去走亲戚!”我同意母亲的观点。姐姐反驳道：“讨饭怎么啦?蓬头垢面，谁愿意施舍给你!”我同意姐姐的观点。
我们一出村头，就看到飞艇从南边飞出来了。太阳刚出，状如盛粮食的大囤，血红的颜色，洇染了地平线和低空中的云彩。遍野的枯草茎上，挂着刺刺茸茸的白霜。路上龟裂着多叉的纹路。飞艇在很远的地方发出过一阵如雷的轰鸣，在原野上滚动。临近我们村庄时，却突然没有了声息。那时候我们都站在村头那条通向南山的灰白道路上，我们挎着讨饭篮，拄着打狗棍(吓狗棍，绝对不能打人家的狗)，看到银灰色的飞艇从几百米的空中突然掉下来，掉到离地五六十米高时，它斜着翅膀子，哆哆嗦嗦往前飞，不是飞，是滑翔!我听到飞艇的肚子里噼哩咔啦地响着，两股浓密的黑烟从飞艇翅膀后冒出来，拖得很长，好像两条大尾巴。飞艇擦着路边的白杨树梢滑过去，直扑着我们的村庄去了。虽然机器不响，但仍然有尖利的呼啸，白杨树上的枯枝嚓啦啦响着，树上的喜鹊和乌鸦一齐惊飞起来。强劲的风翻动着我们破烂的衣衫。方家七老妈前走走，后倒倒，好像随时要倒地。飞艇像一个巨大的阴影一掠而过。飞艇的巨大的阴影从地上飞掠而过。我们都胆战心惊，每个人都表现出了自己的最丑陋的面容。连姐姐的搽过雪花膏的脸蛋也惨不忍睹。姐姐惊愕地大张着嘴巴，额头上布满横一道竖一道的皱纹。我是期望着飞艇降落到我们村庄里去的，但是它偏不，它本来是直冲着我们的村庄扎下去了，它的肚皮拉断了方六老爷家一棵白杨树的顶梢，一颗像轧场的碌碡那么粗的、乌溜溜闪着蓝光的、屁股上生着小翅膀的可爱的玩意儿掉在我们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后来才知道那是颗大炸弹。飞艇拉断了一棵树，又猛地昂起头，嘎嘎吱吱地拐了一个弯，摇摇晃晃，哆哆嗦嗦，更像个醉鬼，掉头向东来了。飞艇的翅膀上涂满了阳光，好像流淌着鲜血。这时它飞得更低了，速度也更快，体形也更大，连飞艇里的三个人都能看清楚，他们的脸都是血红的。飞艇的巨翅像利剑一样从我们头上削过去，我们都捂住脑袋，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感到自己的头颅是安全的。
方家七老妈双腿罗圈，一屁股坐在地上。她怀里的孩子像老猫一样叫起来。我也许是带头，也许是跟随着众人抱头鼠窜。我们的嘴里都不由自主地发出怪声，准确地形容应该是：一群衣衫褴褛的叫花子在黑色的机翼下，在死神的黑色翅膀下鬼哭狼嚎。我们有的挎着讨饭篮子，有的扔掉了讨饭篮子;有的拖着打狗棍，有的扔掉了打狗棍。这时，我们听到身后一声巨响。
方家七老妈是眼睁睁地看到飞艇扎到河堤上去的。我们村东二百米处就是那条沙质的高大河堤，河堤上生着一些被饥民剥了皮的桑树。飞艇一出村庄就低下了头，尖锐的风声像疯狼的嚎叫，卷扬起地上轻浮的黄土。飞艇半边是蓝色半边是红色。七老妈亲眼看到飞艇的脑袋缓缓地钻进河堤。河堤猛地升高一段，黑色的泥土像一群老鸹飞溅起来。
飞艇的脑袋是怎样缓缓地钻进河堤里去的，方家七老妈亲眼看见了但无法表述清楚。根据她说的，根据她描绘飞艇的脑袋缓缓钻进河堤里去时她脸上表现出的那种惊愕的、神秘的色彩，大概可以想象到就像我亲眼看到一样：飞艇的粗而圆的脑袋，缓慢地、但却非常有力地钻进河堤上，好像气功大师把运足了气的拳头推在一摊稀泥上。当时太阳很大很红，飞艇的粗大的头颅上涂着一层天国的庄严光辉，它一钻进河堤，河堤立刻就拱起了腰，在那一瞬间河堤上起了一个沙土的弧桥。河堤像一条巨蛇猛地拱起了背。后来大块小块的泥沙用非常快的速度、但看起来非常缓慢地飞到空中去，直线飞上，弧线落下。
飞艇爆炸的情景我是亲眼看到的。我们听到一声巨响时都紧急地回头或抬头看河堤，这时飞艇尚未爆炸，艇头撞起来的泥沙正在下落，飞艇的两扇巨翅和飞艇翘起来的尾巴疯狂地抖动着。紧接着飞艇就爆炸了。
我们首先看到一团翠绿的强光在河堤上凸起，绿得十分厉害，连太阳射出的红光都被逼得弯弯曲曲。随着绿光的凸起，半条河堤都突然扭动起来。成吨的黑土翻上了天。这时候我们才听到一声沉闷的轰响，声音并不是很大，好像从遥远的旷野里传来的一声狮吼。我后来才知道“大音稀声”的道理。这一声爆炸方圆四十里都能听到，不知有多少人家的窗户纸都给震破了。几乎与听到轰响同时，我感到脚下的道路在跳动。路边的白杨树枝哗啦啦地响着，方家七老妈像神婆子跳大神一样跳跃着。
我们扔掉的要饭篮也在地上翻滚着。我看到我们的叫花子队伍像谷个子一样翻倒了，我在感觉着上边那些景象的同时，胸前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巨掌猛推了一下子。我恍恍惚惚地看到无垠的天空上流动着鸢尾花的颜色，漂亮又新鲜，美好又温柔。
几分钟后，我从一丛一丛紫穗槐后爬起来。地上撒着一层黄土，黄土里掺杂着一些乌黑的、银灰的、暗红的飞艇残骸，黄土和飞艇残骸碰撞树枝打击土地的刷刷声还在空中飞舞不愿消逝。飞艇那儿已经燃烧起一团数十米高的大火。火光中间白亮，周围金黄，黑色的烟柱奋勇冲起，直达高天。空气中弥散开扑鼻的汽油味道和烧烤动物尸体的焦香。太阳变得又薄又淡，像一片久经风霜颜色褪尽的剪纸。
我们都灰溜溜地爬起来，怔怔地看着这堆大火，河堤都燃烧起来，我闻到了焦土的味道。堤上的桑树在炽亮的火幕上抖动着，好像舞拳张狂的鸡爪。我们这些生有冻疮的男孩子，比往日提前进入融化期，腮上、耳上，黄水汩汩流淌，不似眼泪，胜过眼泪。但我们都顾不上解冻的痛苦。我们没有人想到去侮辱热的爹。
大火过后，不，飞艇钻进河堤之后，我们这些小叫花子编出了我们的进行曲，我们高唱着进行曲向南山飞跑，飞跑到南山讨饭。事情过去了数十年，我依然一字不漏地记着曲词，儿时的创作更加刻骨铭心吧!
冷冷冷，操你的亲娘，
飞艇扎在河堤上!
热热热，操你的亲爹，
飞艇扎在河堤上!
飞艇扎在河堤上，
烧死了一片白皮桑。
飞艇扎在河堤上，
方家七老妈好心伤，
一块瓦灰铁，
打死了怀中的小儿郎，
流了半斤红血，
淌了半斤自脑浆，
七老妈好心伤!
飞艇飞艇，操你的亲娘!
我们远远地站着，无人敢向前多走一步。火苗子猎猎作响，灼人的热气一浪连一浪逼过来，把我们脸上的黄水都快烘干了。
后来，村里的所有人都跑到村头来了。独腿的狗皮老爷虽说是拄着双拐悠来，但他的心也是在向着村头飞跑。
队长站在人堆的最前头，火光刺激得他的眼睛泪水花花。半个小时过去，火势不见缓减，队长招呼了两个年轻人，弓着腰向前走，人们都胆战心惊地看着他们。
他们到达离火堆七八十米远近时，便停住脚，仔细地观看。他们的头发像细软的牛毛在头上飘扬。
火堆又努力膨胀几下，地皮又在颤抖。空中响起刀子刮竹般的疹人的声响。我身后的白杨树干上铮然一声，响亮刺耳。众人急忙回头，见一块巴掌大的瓦蓝的钢片，深深地楔进树干里去。钢片是灼热的，杨树的干燥粗皮被烫出一缕缕雪白的烟雾。后来才知道这是炸弹皮子。飞艇肚皮下挂着两枚大炸弹，一枚掉在生产队的打谷场上，一枚被烧爆了。炸弹把飞艇的残骸炸得飞散四方八面。有的远点，有的'近点;有的大点，有的小点;有的扎在越冬的麦苗地里，麦苗上白霜粲然，黑色的麦叶僵着，麦垄上冻土铿锵，是被飞艇残骸砸的;有的砸在堤里青绿色的坚冰上，烫得冰板吱吱地鸣叫，滋滋地融化。
究竟是第一次爆炸还是第二次爆炸崩出瓦灰色的钢铁击中了方家七老妈怀中婴孩橄榄般的头颅，至今是个疑案。千方百计地去证明这个问题是出力不讨好的营生。炸弹爆炸后，钢铁碎片像飞蝗一样漫天飞舞，大家都跌倒在地，队长趴在两垄麦苗之间，捂着脑袋，撅着屁股宛若一只偷食麦苗的鸿雁。大家都长久不动，大家伏在地上，听到死亡的灰鸟在蓝得凄凉的空中啾啾地呜叫，听到庞大的星球沿着缺油的轴咯咯吱吱旋转，大家战战兢兢地从地上爬起来时，一个眼尖的人才看到方家七老妈那件铁甲般的破棉袄上沾着一层红血和白脑浆。
“七老妈，你的孩子!”那人指着七老妈怀里的婴儿说。
七老妈一低头，哇啦一声叫，扯着棉袄大襟一抖擞，那个瘦猫般的赤条条的婴孩就像树叶般飘到地上。七老妈棉袄大襟耷拉着，斜过腿胯，半个漆黑的胸脯裸露出来，三十公分长的袋状Rx房垂到肚脐附近。她咧着嘴，瞪着眼，干嚎一声，骂道：“飞艇，飞艇，操死你亲娘。”
扔在地上的孩子已经死得很彻底，那么块大铁，对付那么颗小头。七老妈跪在地上，把瓦灰铁从婴孩头上拔出来，然后试图捏拢婴儿豁开的脑袋，捏拢了也是个空壳，何况捏不拢。方家七老妈看样子也不是十分悲痛。她一面捏着婴儿的脑壳，一边继续咒骂飞艇。
大团的火焰已被炸灭，只有一簇簇的小火苗在田野里燃烧。队长他们三个大胆的汉子爬起来，腰依然弓着，继续往飞艇钻堤处靠拢。这时我们看到了河堤上那个乌黑的大洞，飞艇的一扇巨翅斜插进堤里去，青烟从翅翼的斜面上袅袅上升。
队长他们从河堤边走回来，正言厉色地说：“乡亲们，回家躲着去吧，没事别出来转悠，飞艇上的东西，谁也不许动，这是国家的财富，谁动谁倒霉。”
方家七老妈说：“队长，我的孩子找谁赔?”
队长说：“你愿意找谁赔就去找谁赔。”
有人提醒说：“方家七老妈，这飞艇是马店机场的，你去找机场的空军赔，保险比你跑一趟南山要的多哩!”
方家七老妈抱起孩子，眨巴着两只蓝眼睛，拿不定主意。
方家七老爷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淡淡地说：“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抱回家去找块席片卷卷埋了吧。一岁两岁的孩子，原本就不算个孩子。”
七老妈木偶般地点点头，跟着七老爷往村里走去。
人群懒洋洋地蠕动着，多半回家去，少半还停留在村头上，想着看新鲜光景。
姐姐说：“金豆，家去不?”
我当然不愿意回家，这时已日上两竿高，飞艇扎在河堤上，耽误了我们去南山讨饭，家去看什么?在村头上可以看上艇上冒出的绿烟，看飞艇翅膀斜指着天空好像大炮筒子一样，家去看什么?
日上三竿时分，几辆绿色的大卡车从南边开过来，车上跳下一群穿黄棉袄戴皮帽子的空军。他们不避生死地往飞艇翅膀那儿扑。
村里人听到汽车声，又一齐跑到村头。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找到队长，跟队长说了几句话。
那军官大概是询问飞艇失事时的情况，队长说不清。队长把我拖出来，说：“这个小孩看到了。”
那军官和气地问我：“小同学，你看到飞艇扎到河堤上的情景了吗?”
我看到他嘴里那颗灿灿的金牙，一时忘了开口说话。
军官又一次问我。我说：“我看到了，我们去南山讨饭的人都看到了。”
姐姐从后边打了我一掌，说：“金豆，不要多说话!”
队长说：“你让他说嘛!”
我就把早晨见到的情景对军官说了一遍。
军官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转身向一个更胖更大的军官汇报去了。
待了一会儿，镶金牙的军官又找到队长，说首长希望社员同志们能帮助回收一下飞机的残骸。队长爽快地答应了。
几十个男人由队长带领着，把分散在麦田里的、冰河里的飞机残骸捡回来，噼哩咔啦地扔到卡车上。那根插进河堤里的飞艇翅子费了好大的劲才拔出来，又费了好大的劲抬到卡车上。
据说飞艇上共有三个人，但我们从飞艇残骸里只找到一个肥大的人屁股。这个屁股烧得黑乎乎的，散发着一股扑鼻的焦香。
军官跟队长商量了一下，决定由队长派八个精壮男人，绑扎一副担架，把那块烧焦的人屁股抬到机场去。队长又爽快地答应了。
方家七老爷参加过淮海大战的担架队，很知道担架是怎么个绑法。
两辆大卡车缓慢地开走了，担架也绑好了。男人们小心翼翼地把那块屁股抬到担架上，担架上又蒙上了一条被单子。
担架队跟着车辙印走去。镶金牙的军官跟在担架后边。
我们一群小叫花子恋恋不合地跟着担架走，好像一群眷恋烤人肉味道的饿狼崽子。
临近墨水河石桥时，队长把我们统统轰了回来。
我们站在墨水河堤上，一直目送着汽车和担架走成野兔般的影点子。汽车和担架走在我们去南山讨饭的土路上。
送屁股的人傍晚才回来，一个个满脸喜洋洋，打着连串的饱嗝，肚子吃得像蜘蛛一样，走路都有些艰难了。我们酸溜溜地听他们说如何吃掉一笸箩白面馒头，如何吃掉一盆豆腐炖猪肉，恨不得把他们的肚子豁开，让那些馒头、豆腐、猪肉唏哩哗啦流出来。我从队长的饱嗝里闻到了猪肉的香味——跟那块屁股上的香味差不多。
队长说：“乡亲们，机场的首长说了，凡是捡到飞艇上的东西，都给他们送去，一顿犒劳是少不了的。”
我突然想起了飞艇直扑村庄时，在打谷场上空掉下来的那个碌碡那么粗的、乌溜溜闪着蓝光的、屁股上生小翅膀的那个可爱的玩意儿。我的心激动得发抖。
我喊：“队长，我看到了!”
队长说：“你看到了什么?”
我说：“你带我去吃馒头豆腐猪肉，我就告诉你。”
队长说：“带你去，你说吧!”
我说：“可不兴坑骗小孩。”
队长说：“你这个孩子，被谁骟怕啦?快说吧!”
我说：“有一个碌碡那么粗的蓝东西掉在打谷场上了!”
人群像潮水般往打谷场上涌去。
打谷场边上确实躺着十几个轧场用的碌碡，但并没有我说的那个蓝玩意儿。人们都怀疑地瞅着我。
我说：“我亲眼看到它落下来了。”
人们继续寻找。
打谷场西边上耸着几百捆玉米秸子，人们一捆捆拉开玉米秸子，拉着拉着，那个蓝汪汪的大家伙轱辘辘滚出来。心急者刚要扑上去抢，听到方家七老爷高叫一声：“趴下!别动!是颗炸弹!”
人们齐齐地卧倒，静等着炸弹爆炸。等了半天，也没个动静。刚要抬头，就听到草丛里窸窸窣窣地响，又赶紧死死地俯下头去。又是半个时辰，那草丛里还是响。有大胆的抬头一看，见一只耗子在玉米秸里爬动。
众人爬起来，纷纷往后退。
刚吃过馒头豆腐肥猪肉的一个汉子问：“也许是个臭弹吧?”
方家七老爷说：“不是，玉米秸子垫住了它，它才没响。”
队长说：“七老爷，怎么办?”
七老爷说：“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
队长说：“咱们把它抬到机场去吧?”
七老爷说：“谁愿意抬谁就抬，反正我不抬。我在淮海战役中见过这种炸弹，美国造的，一炸就是一个大湾，湾里的水瓦蓝瓦蓝的。”
队长说：“咱们小心点抬。”
七老爷说：“怎么个小心法?美国炸弹十颗里必有一颗是定时的，炸弹肚子里装着小钟表，一到时间就炸，防都没法防!”
一听这话，大家都感到阎王爷向自己伸出了生满绿毛的手，每个人身上的汗毛都爹煞了起来，起初大家都慢慢地后退，退到场边上，不知谁发了一声喊，便一齐跑起来，生怕被炸弹皮子追上。
这一夜全村里都响着一种类似钟表跑动的咔嚓声，大家都忐忑不安，又满怀希望地等待着一声巨响。
莫言《我的朋友王树增》原文赏读
1988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正在厂桥总参文化部的仓库里与电影队里的几个战士吃西瓜，电话铃响，我拿起话筒，听到一个大嗓门在里边说：“莫言吗?我是王树增，现在在你们大门口，你出来吧?”
早就知道王树增是原武汉空军的创作员，1984年我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就在学校的礼堂里看过根据他的剧本拍摄的电影《骆驼草》，随后又在《八一电影》上看到了他的好几个剧本。当时我以为他是个搞电影的，与我这个写小说的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很快，1985年和1986年里，他的中篇小说《鸽哨》、《猛潮》、《黑峡》、《红鱼》、《月斑》、《破译》，分别在《收获》、《当代》、《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昆仑》等著名的刊物发表，《鸽哨》还得到了王蒙先生的赞赏。也许是出于偏见，当时也是军队年轻作家的我却对很多军队年轻作家抱有一丝丝温柔的敌意，因为我总感到他们趾高气扬，好像军队是他们家的一样。所以那时尽管我对这个风头正健的王树增从心里佩服，也有一些结识的机会，但还是放弃了。现在想起来，如果我在读军艺时就与王树增成为朋友，也许我犯的错误就会少一些。
王树增站在我们大院的门口，身材高大挺拔。那时他虽然已经转业到了鲁迅文学院担任办公室主任，但浑身的军人气儿还是呼呼地往外冒。他站在我们大门口那两个笔挺的哨兵身旁，既像他们的哥又像他们的连长。我对哨兵说这是武汉军区的伞兵营长，哨兵啪地一个致敬礼，就把我和王树增放进去了。他来找我一是动员我去上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二是让我跟他一起去玉门油田给文学青年讲课。这两件事我都不愿去，但王树增用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就把我说服了。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王树增来动员我，我不会走读研究生班，也不会去玉门。如果我不读研究生我就不知道“来”是“COME”“去”是“GO”，不去玉门就不知道石油是怎样从地下冒出来的。
我们乘火车摇晃了三天两夜，在一个红日西沉的傍晚抵达玉门。正当酷暑时节，我们出京时穿着汗衫短裤，但一到玉门车站，冷风习习，寒气逼人，我打着哆嗦，感到自己像一只脱了毛的公鸡。可人家王树增就像没事似的`，高声大嗓地跟玉门人寒暄。给玉门的文学青年讲了一个星期的课。我有高原反应，头痛欲裂，基本上靠王树增讲。他连吹带唬，竟然很受欢迎。石油工人拉来一小拖西瓜卸到我们的房间里让我们吃。西瓜个个好，绿皮红瓤黑籽，入口如蜜。王树增说讲课的事他包了，但一小拖西瓜让我必须在一周内吃完。他还说最治头痛的就是西瓜。每天王树增去讲课时，我就在房间里吃瓜。讲完课后油田派车拉我们去敦煌参观，游石窟找飞天，爬鸣沙山看月牙泉，还到了电影《敦煌》的外景地，租了戏装照相。王树增顶盔披甲，手持大刀，威风凛凛，果然是大将军八面威风;我与他同样装束，但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就想，王树增这样的人转了业和我这样的人还不转业都是军队的遗憾。
从玉门回来不久，就去了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王树增在职学习，与我同学。我那时还比较年轻，脑子里有资产阶级思想，上课时喜欢看前排漂亮女生的脖子和头发，一堂课下来，满脑子幻想，老师讲的什么我基本上不知道。王树增看我这样子，恨铁不成钢，就经常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里，严肃地批评我，委婉地开导我，提醒我一要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二要保持革命军人的气节。在他的教育帮助下，我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得到了很大克服，能够认真听课了，学习自然也有了进步。
这时我跟王树增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朋友，我对他说很想转业，他说你千万不要转业，还是军队好。我说你为什么要转业呢?他说当时部队有一个转业回北京的名额，但回来后就后悔了。他是个听到军号就激动的人。他是个嗅到军营大锅饭的气味就胃口大开的人。他是个天生的当兵的材料。他说如果有可能，一定要回到队伍里。我们毕业典礼那天，正好海湾战争爆发，他对我说他一定要归队。正好部队急需剧本创作人才，他果然就归了队，成了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的编剧。
最近的消息是：王树增写出了6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远东朝鲜战争》，写得很有些惊心动魄。
我的朋友王树增，现任武警创作室创作员，此前曾任武警文工团副团长，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副团长、编剧，鲁迅文学院办公室主任?在职研究生，武汉空军创作室创作员，武汉空军文工团编剧?曾登台演出过话剧、相声，武汉空军某部伞兵，山西临汾地区插队知青，北京学生，儿童。提起他的作品他总是说那不值一提，但提到他的8年伞兵生活，他的话就会滔滔不绝。
“我总忘不了那一刹那——飞机载着我们这些全副武装的伞兵在拂晓幽暗的天空中爬升、爬升，突然，一股温柔明丽的颜色涂满了我年轻的脸……”在过去的岁月里，许多次，他站着，笔挺，像一棵松树，眼睛里闪烁着心驰神往的光彩，对我说：“那时候，我们经常从天而降……”
(摘自《军营文化天地》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