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草木春秋》经典句子
散文是一种轻灵而又自由的文体，为我国历代文人墨客所喜爱。数千年来，流派异彩纷呈，名篇佳作迭出，一直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道亮丽景观。《草木春秋》是汪曾祺的著名散文集。
1.莲花池外少行人，
野店苔痕一寸深。
浊酒一杯天过午，
木香花湿雨沉沉。
——汪曾祺《草木春秋》
2.绣球花可由人工着色。在瓶里加一点颜色，它便会吸到花瓣里。除了大红的之外，别的颜色看上去都极自然。——汪曾祺《草木春秋》
3.金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学系的教授以外，市场来往的，据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沈从文，张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已——汪曾祺《草木春秋》
4.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汪曾祺《草木春秋》
5.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汪曾祺《草木春秋》
6.天牛的玩法是用线扣在脖子上看它走。令人想起……不说也罢——汪曾祺《草木春秋》
7.下午，画马铃薯的叶子。天渐渐凉了，马铃薯陆续成熟，就开始画薯块。画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一块马铃薯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的，全国盖无二人。——汪曾祺《草木春秋》
8.初阳照积雪，色如胭脂水。——汪曾祺《草木春秋》
9.沈先生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汪曾祺《草木春秋》
10.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汪曾祺《草木春秋》
汪曾祺散文草木春秋读后感600字
有谁曾料到，时隔两月，我重拾经典，再次捧起汪老的这部《草木春秋》。
您可能会问:“汪老，咱今天吃啥山珍海味?”别着急，汪老这位“文坛美食家”向来喜爱吃喝、玩乐。咱今天就在这玩乐尝人间百味，在美食中游大好河山。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山东名城——菏泽。说来惭愧，我作为一名山东汉子,竟对荷泽知之甚少。莫慌，有汪老带你游历荷泽。一进城，初日将进，杨柳春风，迎接远道而来客人的是一个千许亩牡丹，仿佛走进一场花的盛宴，蜜的海洋，阅着甜香气息,忧惚之间，有如梦回酒醒。汪老最喜那一朵浅白色的牧丹。他本人，也如这素净的'白牡丹一般，清澈淡雅。
赏完这菏泽牡丹，再当一回绿林好汉——上梁山,在人们印象中，应该是不甚高大的。但梁山实则低矮而不雄伟，山势也不险恶，就连花甲之年的汪老，都可以一口气山顶而不觉有什么。汪老也发出了自己的质疑：这样一座山，能做出那样大的一番事业吗?”这个问题，我们不再深究，因为眼前的这一尾鳜鱼对汪老更具研究价值，在菏泽的两天多时间，我如和汪老一行餐餐都有鱼，梁山人对鱼文化的研究，连江老都不禁赞叹其“赞极精妙”。读后感·说到鱼，汪老又来劲了。关于鳜鱼的种种吃法，汪老自然是如数家珍，最出名的不过松鼠鳜鱼、臭鳜鱼、清蒸、糖醋等他还诚心推荐了清汤鳜鱼。汪老把自己贪吃的本性在字里行间中显露无遗，直言不讳。
宿梁山之第二日，我与汪老起身。欲离开，破晓时分，一场倾盆大雨开始了独奏。我看向身旁的汪老，他客光焕发，眼里开始闪烁着一些东西，“山东今年是个好年景。”他说道。
汪曾祺散文
我是个不那么喜欢读书的中文系的学生，自然，也就不大喜欢主动去看一些小说、诗歌和文章。但在一次偶然的去图书馆休息的时间里，随手从书架上拿下来一本书，是一本人物传记类书籍。作者是汪曾祺的三个儿女，书名是《老头儿汪曾祺》。
从这本书里，提到了小时候，大概是三四年级左右的年纪，语文课本中有一篇文章叫做“多年父子成兄弟”，那是汪曾祺的作品。是一篇散文。之前虽有听说汪曾祺是个著名的作家，但并没有去看过他的一些作品。而此时突然提到这位作家，使我产生了一些想去看看他都写了什么东西的想法。于是，在这个初衷下，我阅读了他的一些散文，小说作品。
他是沈从文的弟子。“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他的散文作品，在我看来，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独树一帜，特别具有一番与别人不同的韵味。汪曾祺散文给我印象第一深刻的就是他的语言、文字。他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他的语言风格是受到了归有光的极大影响。后来我了解到，归有光的散文最大特点，就是白描，近乎于通篇的白描写作。汪曾祺受其影响，语言中，出落的就是大大方方，平平淡淡的白话。有人评价汪曾祺的语言说是“把白话白到了家”。然而，读汪曾祺的文章又很明显地可以感受得到他在行文之中所带有的那种文人雅气。二者得到了某种平衡和协调之后，显示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就像在《花园》中，他说“没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最深沉的”，“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了。草根的甜味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整篇文章读下来，却使人忍俊不禁，内心平和，恬淡而又不乏感动，如最后他说“有一年夏天，我已经像个大人了，天气郁闷，心上另外又有一点小事使我睡不着，半夜到园里去。一进门，我就停住了。我看见一个火星。咳嗽一声，招我前去，原来是我的父亲。他也正因为睡不着觉在园中徘徊。他让我抽一支烟（我刚会抽烟），我搬了一张藤椅坐下，我们一直没有说话。那一次，我感觉我跟父亲靠得近极了。”
汪曾祺曾说，他所追求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他的语言，平淡中出于绚烂，人人看了都能明白，都能看懂。我想。这一点，他跟他的老师沈从文真是像极了。虽然朴素，但那是一种文学修辞，文学语言，不是方言。没有在语言上的研究的本领，是写不出那样的文字的.。
第二个特点，则是汪曾祺的散文中，善于从小处写起，以小见大。他似乎特别擅长于从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中取材，寓巧于拙，表达真挚的感情，。正如小时候学过的那篇文章《多年父子成兄弟》里，“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而在“母亲”去世后，“父亲”“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做衣料，单夹皮棉，四时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羊羔，灰鼠、狐肷。”于是，“父亲”对“母亲”的深沉的眷恋，和感情清晰地展露在我们眼前，让人读了深深为之感动。而“父亲”在一旁给十七岁的“我”瞎出主意写情书的场景，则更是让“父亲”随和，温暖的形象深入人心。这些都是一些细琐的小事，但由汪曾祺这么一写出来，便显得感情真挚，动人。整篇文章中都是从身边小事写起。虽然平淡，却从点点滴滴中流露出对孩子们的亲近、理解、包容和友善，从父亲愿意放低身段，与儿子称兄道弟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愿意让自己真正地走进孩子的内心，真正的融入到孩子们的世界，并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孩子们的人。他总是用自己智慧灵巧的双手和热切呵护的爱心，为孩子们营造出神异快乐的童话世界，他给孩子们带来的永远是水晶一样灵动明净的琉璃世界。
汪曾祺的散文
汪曾祺这个名字对不少人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他不是一个高产作家，也没有写过什么惊世骇俗的作品。他在文坛上最早引起轰动的作品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受戒》和《大淖记事》。有人可能以为他是个年轻作家，错了，他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是沈从文的高足。
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汪曾祺先生就在沈从文先生的指导下开始文学创作。建国后，他沉寂了一段时间，后来被划为“右派”，60年代初写了几个短篇；此后又是很长时间的“静默”，直到80年代初才有了一次真正的“井喷”，陆续发表了不少小说和散文，而且引起了轰动，好评如潮。说来也怪，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汪曾祺先生在文坛上的遭遇似乎也师承沈从文。沈从文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以小说和散文蜚声文坛，建国后，他从文坛上销声匿迹，改行研究起了古代服饰，也成了一代大家。80年代初，他的早期作品再一次走红文坛，一版再版，有的还被拍成了电影，形成了一股“沈从文热”。对此，沈从文戏称自己是文坛上的“出土文物”。这样看，汪曾祺又何尝不是文坛上的一个“出土文物”呢？
我对汪曾祺先生的关注，不仅是因为他的小说、他的散文，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与样板戏的关系。1962年，汪调至北京京剧团任编剧，文革期间，他便开始了样板戏的创作与改编。家喻户晓、万口传唱的京剧《沙家浜》便是由他参与改编、定稿的。文革期间，“横扫”的风暴遍及全国，一个摘帽右派为什么会得到如此的重用？我曾经困惑过，后来才知道，是“旗手”江青赏识汪，宣布“汪曾祺先生可以控制使用”，这才使汪曾祺的才华有了“用武之地”。但他本人是否定样板戏的，同老一代文人一样，对样板戏深恶痛绝。
是汪的才华和经历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开始阅读和走近汪曾祺先生。由此知道了原来关注和欣赏汪曾祺先生的绝不在少数，无论专家或读者对汪都非常喜爱。燕山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世纪经典60家”文学丛刊，汪的作品收入其中，出版社还请专家和读者对所选的60家文学大师的作品打分，汪曾祺排名第十一位。而今汪老已作古12年了，他的作品仍然畅销不衰，我在这里不想、也无力对汪的小说的人物、情节、风格进行探讨和研究，只想就其散文的语言，谈谈我读后的一些感受。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没有苦心经营的结构，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如话家常，是其散文的本色。汪曾祺先生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
汪曾祺先生散文的语言总的说来是平和的、冲淡的、生动的、亲切的，鲜活的、生活化的、口语化的。当然，有时候也会化用一些成语、诗词和典故。初读汪的作品，可能不会给你带来太大的冲击，但他的`语言有一种悠远的意蕴，合上书以后，却能让你回味，让你感动。你等不及了吧，来，先开一下胃口——
（表姐们）有时竟是特地为花来的。掐花的自然又是我。我乐于干这项差事，爬到海棠树上，碧桃树上，丁香树上，听她们在下面说“这枝，唉，这枝这枝，再过来一点，弯过去的，诺，唉，对了对了”。（《花园》）
多么传神，多么生动！一群雀儿般唧唧喳喳的少女们在树下要花的神情、语气，活灵活现，跃然纸上！
再来品品下面的语句——
听，瞿瞿瞿瞿，哪里？这儿是的，这儿了！用草掏，手扒，水灌，嚯！蹦出来了。顾不得螺螺藤拉手，扑，追着扑。（《花园》）
一个孩子从听到蛐蛐的叫声，到用尽办法把它掏出来，再全神贯注地去捕捉，写得惟妙惟肖，如在目前！
（齐）白石老人家里人口很多，每天煮饭的米都是老人亲自量，用一个香烟罐头。“一下，两下，三下……行了”！——“再添一点，再添一点！”——“吃那么多呀！”（《老舍先生》）
白石老人的节俭、慈祥，孩子们略带撒娇的请求，老少间的亲情、对话，就这样极为生动真实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嗐，难闻死人。（《花园》）
语含孩子气，甚至女孩子气，是鲜活的，完全口语化的语言。
汪老的语言有时用笔极简，寥寥几字就能表现出极为丰富复杂的含义。
故乡的鸟啊。
我每天醒在鸟声里，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花园》）
“故乡的鸟啊”一句独立成段，表达很模糊，似乎不完整，不清晰。但读了这样的句子，心中突然生出一种感动，它包含着多么复杂、多么细密的感情！能揣摩出作者对故乡风物的眷恋，对美好童年生活的赞美和向往，对失去的童年岁月的追忆和感伤。这是个无主句，但比“我怀念故乡的鸟”这样的句子所表述的内容要丰富得多，情感要复杂得多。它也不是一个感叹句，用一个平平常常的句号收结了句子。若换成感叹句后，会发现效果反不如这样淡淡的语气，它除了有淡淡的忧伤，还有一种隐隐的无奈。再结合《胡同文化》的语言和风格，会发现作者真是个语言大师，一个抒情高手，许多感情都是若隐若现，乍吐还收。一番玩味后，满口噙香，余味无穷。
文革期间的一个春节，汪曾祺先生的儿子冒着极大风险，把当时正受到林彪迫害的一个空军的儿子带回家来过年。汪很是担心，就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就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多年父子成兄弟》）
从儿子的泪水中，汪曾祺先生一瞬间读懂了儿子的委屈。这中间省去了多少复杂的思维内容和思维过程！“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不仅省悟到对儿子和同学间的义气缺乏理解，对儿子的感情不够尊重，也无情地批判了自己怕担干系的庸俗和自私。
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随遇而安》）
酸甜苦辣，百感交集，归于一句。右派是人当的吗？全国50多万右派，有多少人魂断冤屈，有多少人梦涕阑干！不堪回首的岁月，怎么会三生有幸？是反语？是讥刺？是玩世不恭？是俏语含悲？真的不可捉摸。我生也有幸，躲过了右派的年代，但读了这样的句子，仍不免喉欲哽，鼻欲酸，泣欲下，心欲碎。汪老是个好用反语的人么？非也。我读了汪老的许多文章，他很少用反语。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来？百思不得其解。
简约是汪曾祺先生的语言的全部特点吗？肯定不是。有时候他的语言又会很繁，而且繁的可以，繁的传神！
（葡萄）卷须这东西最耗养分，凡是作物，都是优先把养分输送到顶端，因此长出来就给它掐了，长出来就给它掐了。（《葡萄月令》）
沈先生（从文）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的一个人，就这样的去了。我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他一眼，我哭了。（《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两句中画线的部分都使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惟其如此，才可以准确地表达出作者的意思，也才可以看出作者是多么重视从生活中吸收语言的营养，让自己的语言鲜活、生动，生活化、口语化。如果把前一句改成“只要它一长出来就把它给掐了”，后一句改成“我看了他两眼”，意思好像没有变化，但语言的色彩上、感觉上、表达的效果上就差得远了。作者对语言的运用出神入化，不露痕迹，好像漫不经心，信手拈来；但出手不凡，让人叹为观止。“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对语言不经过长时间的锤炼，不是语感特好的人，是不会有这样好的语言的。
以上两句虽然使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但看上去语言还不是很“繁”。一起看一段不厌其“繁”的语言：
汽车转过一个山头，一车的人都叫了起来，“哈”！赛里木湖，真蓝！……真蓝！
下车待了一会，我心里一直惊呼着：真蓝！（赛里木湖）蓝得奇怪，蓝得不近情理。……湖色略有深浅，然而一望皆蓝。
上了车，车沿湖岸走了20多分钟。我心里一直重复着这一句：真蓝。远看像一湖纯蓝墨水。
赛里木湖究竟美不美？我简直说不上来，我只是觉得：真蓝。我顾不上有别的感觉，只有一个感觉——蓝。（《天山行色》）
一气呵成，畅快淋漓！非躲在书屋中闭门造车者可为。你嫌行文啰嗦吗？如果你没有到过赛里木湖，如果你没有汪曾祺先生的襟怀和性情，如果你不具备汪老的才华和文笔，你可能会觉得啰嗦，而且啰嗦之至！但如果一切“如果”都成了真实，你还会有这种感觉吗？读了这样一大段盛赞赛里木湖水的蓝以后，我不禁击节赞叹，大呼过瘾！如暑天里一口气喝了两大瓢井拔凉，直凉透心里，沁彻心肺！
汪老还有些语言是很形象的，略举几例以供欣赏：
有一种菌子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昆明的雨》）
还有一种菌子中看不中吃，叫做鸡油菌。都是一般大小，有一块银元那样大，的溜圆。（《昆明的雨》）
这里的比喻和类比都非常贴切、新颖、生动、形象，出人意表又很难替代。何为干巴菌？一般人不知道。如果仅去形容，不易模拟得之，必须通过恰当的比喻，才可以比较准确地了解它。
汪老的语言，除了以上谈到的几点外，还有不可忽略的一点，就是文学性。作为一个有着深厚的文学功底的作家，他的语言肯定会具有很强的文学性。有些词语经他一用，竟别开生面，意味无穷。
我知道皂角仁的“物性”，警告大家不可多吃。一位老兄吃得口爽，弄了一饭碗，几口就喝了。未及终席，他就奔赴厕所，飞流直下起来。（《草木春秋》）
画线句，显然套用了李白的《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但用在这个特殊的场合，却让人“悠然心会，妙处难于君说”。
翠湖中游人少而行人多，但是行人到了翠湖，也就成了游人。（《翠湖心影》）
汪老对生活的感悟是多么微妙，寻常的景，寻常的人，到了汪老的眼中就有了不寻常的意境，皆可入诗，入画。让人联想到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最好的语言。既不似初期那样的放笔横扫，不加节制；也不似后期那样过事雕琢，流于晦涩。这时期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适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又读〈边城〉》）
汪曾祺将沈从文的语言分为三个时期，通过细致的比较，用一个新颖、形象、别致的比喻，概括其特点，而且这个比喻又是个非同寻常的比喻，是通感。对语言的感觉，居然可以用味觉来形容，真是“奇外无奇更出奇”（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与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和贺铸的“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有异曲同工之妙。
汪老的很多散文后面都附有小诗或题词，汪老的诗和题词我读得不多，但我所看到的几首（副），觉得都是精品。
这他在自己画的一幅“冬日菊花”上题的诗：新沏清茶饭后烟，自搔短发负晴暄。枝头残菊开还好，留得秋光过小年。
这是他给张抗抗画的“牡丹图”上题的诗：看朱成碧且由他，大道从来直似斜。见说洛阳春索寞，牡丹拒绝著繁花。
这是他赠恩师沈从文诗中的两句：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
这是他为武夷山一招待所的题词：四围山色临窗秀，一夜溪声如梦清。
这是他在云南大理写的一副对子：苍山负雪，洱海流云。
够了，透过这些诗或题词，可见汪老语言功底的扎实。即使拿到现代诗坛上任何一位诗人面前，也毫不逊色。
好了，要和读者们说再见了。汪老是一代宗师，笔者阅读不广，能力有限，很难将汪老的语言风格和特点，一一向读者梳理出来，赏析到位。只是由于对汪老的喜爱，才斗胆写了这样一片文章，望读者见谅。末了，试用汪老似的语言来做个结吧——
这样的一个人，就这样的去了。掩卷长思，戚然动容，其人已殁，余韵犹存。
“菌子已经没有了，但是菌子的气味留在空气里。”
这样的一个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