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潘安的句子二百字 诗句潘安之貌,子建之才简析 人说“潘安之貌,子建之才。” 其实潘安既有貌也有子建之才,更是感情专一。 子建指三国时的曹植,曹植曾七步成诗,很有才华,

诗句潘安之貌,子建之才简析

人说“潘安之貌,子建之才。” 其实潘安既有貌也有子建之才,更是感情专一。

子建指三国时的曹植,曹植曾七步成诗,很有才华,所以一般将人的才能与曹植相比,夸其有才。

潘安,名潘岳,字安仁,人称潘安,晋代著名文学家,他少年时即以才华横行乡里,十二岁能文能诗,被乡里称为奇童。古云:“陆才如海,潘才如江”(陆才晋代文学家)。足以证明潘安才貌双全。潘安不单才貌双全,还感情专一,有文《潘杨之好》为证。

烦来无事应文友之邀点评潘安之貌,再评潘安集才貌于一身,于我而言,除羡慕潘安之才貌,更羡慕世人少知之“潘杨之好”。潘安之感情与言行专一有诗为证,这里就不一一点评。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 帏屏无仿佛,翰墨有馀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

怅况如或布,周逞忡惊惕。如自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隙来,晨留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沉忧曰盈积。庶几有时衷,庄岳犹可击。

再评:略去时代不说,单凭潘安的`才貌,本来可以三妻四妾,但他拒绝所有的诱惑。做为一个女人杨氏,什么是幸福?像潘安这样有才、又有貌的男人能为杨氏她拒绝所有的女人,天底下有谁能做到。这就是杨氏最大的幸福!

名字故事之迟子建

【导语】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有着精深的智慧,远大的抱负,无比坚强的毅力。他们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后世的人们作出了表率,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接下来就跟随一起,

风不吹过来,人也照样往前走

2022年10月28日,43岁的.东北女作家迟子建,凭借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领取了她迄今为止第三个“鲁迅文学奖”。1996年,她以短篇小说《雾月牛栏》首获“鲁迅文学奖”;2022年,她以《清水洗尘》再获“鲁迅文学奖”。

迟子建出生在东北一个小村庄里,父亲是小镇上的小学校长,好诗文,因对三国时代曹植名篇《洛神赋》喜欢之至,而曹植又名曹子建,因此给她取名“迟子建”。

1981年高考,平常被语文老师誉为“很有前途”的迟子建作文“跑题”。“40分的作文题就得了5分,分数一下子就拉下来了。”后来,她只上了专科线,进入大兴安岭师范学校。“这反倒成就了我。那里很清静,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幻想,充足的时间阅读。”

1986年1月,《北极村的童话》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这篇小说给我带来了成功和后来的运气。”此后,迟子建与“写作”二字再没分开过。她说自己像老农,“扛着锄头,想什么时候劳作就什么时候去劳作。”有人曾指出她的作品有局限,但她面对这一切的方式,就是“写”:“我只愿写我想写的东西,用我认为好的方式去写,不苛求意义。”

2022年,迟子建的长篇《越过云层的晴朗》出版时,出版社说她的小说名字不打眼,叫她改个名字,她没答应:“除了向文学本身妥协,我不会向任何东西妥协,包括市场。”日记里,她写道:“在世界上种种的游戏中,最没有诗意的就是财富的游戏。”

三获“鲁迅文学奖”,在许多人眼里是奇迹,但在迟子建看来就似“一阵一阵风吹过脸庞”:“风吹在脸上很舒服,但如果风不吹过来,人也照样往前走。”

迟子建:时间之河的玫瑰

《晚安玫瑰》是我所写的用时最长、篇幅也最长的一部中篇。

算起来,我在哈尔滨生活已有20多年了。初来这里,我就像一个水土不服的人,非常不适应,因为这不是我生长的故土。那冰冷的楼群、嘀嘀的汽车喇叭声、闪烁的霓虹灯、蜂拥的人潮,像团团乌云,堵在我心头。

对它的渐渐喜欢,很奇怪的,竟始于一次外出归来。十多年前吧,深秋时节,我从外地出差回到哈尔滨。下了飞机,乘车回城路上,看着熟悉的北方的原野,看着路两侧挺直的白杨,那股温暖而苍凉的清秋之气,刹那间感动了我——这就是我生活了多年的城市啊,它的美一直存在,只不过我与它隔膜多年,没能感受到它的律动!

我开始在情感上融入这座城市,也开始用笔描绘它。从《起舞》到《黄鸡白酒》,从《白雪乌鸦》再到《晚安玫瑰》,我小说的故事背景,都是哈尔滨这座舞台。

这是座国际大舞台,尤其在上世纪初。中东铁路贯通后,哈尔滨商铺林立,文化繁荣,包容性强,吸引了大批外国人。在外来人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流亡到哈尔滨的犹太人。

《晚安玫瑰》写的就是流亡到哈尔滨的犹太后裔的故事。

引出这个故事的,是赵小娥,一个租房客。而她的房东,就是犹太后裔吉莲娜。

吉莲娜和赵小娥,虽然经历不同,信仰不同,但她们是一根藤上的瓜。

在我眼里,吉莲娜是一个凄美的人物。她有弑父的行为,但她用一生的忏悔,洗清了自己,我相信如果有上帝,上帝也饶恕了她,因为她弑父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当爱情的曙光出现后,吉莲娜选择了珍藏——她也别无选择吧。但这缕爱的`曙光,照亮了吉莲娜的余生。

内心最为挣扎的还是赵小娥。犹太人本身的离散命运,是整个民族的命运,吉莲娜作为犹太后裔,她好像是一曲悲歌里面的一个音符,悲伤,但也有个人的美好,再加上她有宗教信仰,有深沉的爱,人生的沟壑,对她来说,都不会成为深渊。赵小娥却不一样。有朋友告诉我,从网上浏览的读后感来看,很多读者更喜欢赵小娥,我想这是因为赵小娥打动了大多数年轻人的心。这个出身寒微的大学毕业生,工作的收入仅够维持生活,没房,自身条件不好,又曾有那么一段屈辱的身世,一个奸犯的女儿,她的灵魂从来就没有安宁过。所以当她终于确认奸她母亲的人是谁时,她把所有的不平都归咎于私生女的身份上,有了弑父的行为。其实她不幸的根源,更多源自社会,而不是她的出身。而她的弑父,与吉莲娜不同,当赵小娥想除掉身为奸犯的生父时,在松花江的夜色中,那个罪人,用他的父爱,摧毁了她的计划。他在自沉的同时,也让赵小娥落入了深渊。

没人看见深渊中的赵小娥,这样的人在这个时代并不少见,但这个时代的“盲人”太多,或者说是只看见自己的人太多,很少有人看见深渊中的人。

但吉莲娜看见她了,并向赵小娥伸出了手。她不知道,凭着一双衰老的手,能否救起一个伤痕累累的女孩。

《晚安玫瑰》故事发生的场景,我都走过。记得我去犹太老会堂时,是一个冬日的午后。一楼那个状如香蕉的小餐厅里,一个客人都没有,只有两只小猫,在一只旧沙发上,相依相偎着,慵懒地睡着。这个场景深深震撼了我。所以小说结尾,赵小娥发疯的那一刻,她在呐喊之时,我让这样两只温柔的猫,做了她的听众。

哈尔滨那些有着穹顶的教堂,我都一一朝拜过。这些带着鲜明的上世纪城市生活的印记的教堂,是被遗忘的时钟。虽然它不再行走了,依然满怀时间。在隐秘的时间之河中,我看到了玫瑰,有的凋零,有的绽放——如同我们的生活,如同我们的艺术——残缺中呈现着美好,衰败中透露着芬芳!

迟子建的《白雪乌鸦》简析

迟子建的新作《白雪乌鸦》在百年前哈尔滨大鼠疫的史实基础上,讲述了灾难中傅家甸区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

一.人性对历史的延续

“霜降在节气中,无疑是唱悲角的。它一出场,傅家甸的街市,有如一条活蹦乱跳的鱼离了水,有点放挺儿的意思,不那么活色生香了……这是一九-O年的晚秋,王春申赶着马车回到傅家甸时,这里已是一片漆黑……”川《白雪乌鸦》从霜降这个“无疑是唱悲角”的节气开始,随着王春申的马车驶回傅家甸,小说由此开始了讲述。

一九一零至一九一一年秋冬之季,距历史上辛亥革命的爆发仅几月之遥,当时的清王朝已如暗夜中的一盏残灯,而东北恰是满清的发源地;于鼠疫中力挽狂澜的华侨医生伍连德、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摄政王载沣的参与亦为史料所记载一一历史上诸多的巧合,给迟子建创造了一个可以借此书写宏大历史题材或者塑造一个英雄式人物的机遇,但是她放弃了。在这部长篇中,作者想展现的,是鼠疫突袭时,那些普通百姓的生活和灾难之中人性的幽微。

“普通人形象是民族精神最形象的体现,最根本的载体……在普通人身上,我们所挖掘的关于人性、人的本质、人的存在价值等方面内容的深度,甚至超过了英雄人物所承载的深度”。《白雪乌鸦》的诸多出场人物中,并没有谁是绝对的中心人物,作者是在着力写鼠疫爆发后傅家甸人的群像。作品中经历灾难的芸芸众生,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寻找生活下去的理由和力量,我们会发现他们保持生命力的方式并不是寄托于来自外界的拯救,而是在灾难到来时仍旧坚持着的生活的惯性和精神的达观。比如因出了丧事而不再有客光顾的三铺炕客栈,仓房仍旧被王春申奇丑无比的妾收拾得井井有条:“萝卜干、蘑菇、干辣椒一串串地吊在柱子上,红的红,白的白,黄的黄,煞是好看;板壁上还挂着闲置的锯、镐头、镰刀以及一把把花籽”;比如瘟疫的突袭曾让傅家甸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死寂,但不久又有了还阳的气息:“人们似乎看透了,既然鼠疫防不胜防,随时可能赴死,索性如常过日子,轻松一点”;比如赶制防疫口罩的女人们:“她们累得腰酸背疼、头晕眼花的时候,喜欢开个玩笑,提提神”……

那段原本宏大的历史,那场惊心动魄的鼠疫,就这样被迟子建不动声色地消解于傅家甸百姓在死亡笼罩下仍旧不失的生机活力中,归隐于他们历经动荡还散发着的平和之气里;让读者看到朝代更迭、历史前行却始终不会消逝的永恒所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谈到:“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每个时代历史发生了变化的人性。”一个地区的习俗、一个民族的气质,随着时代的发展会发生形式的变化,但人的本性却将得以承继和沿袭。

因救过清太祖而被尊为报喜神和守护神的乌鸦,作为冬日严寒中挺立雪野的留鸟,见证到的不是清王朝的复兴而是一场突然而至的灾难。而在灾难面前,生命的平等会给以最大程度的体现,人性的复杂也将得到更为直观的检验。

二.灾难对人性的考量

文学是人学。艺术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但是这些运动的形式、韵律、节奏是不能与任何单一情感状态同日而语的。我们在艺术中所感受到的不是哪种单纯的或单一的情感性质,而是生命本身的动态过程,是在相反的两极一一欢乐与悲伤、希望与恐惧、狂喜与绝望一一之间的持续摆动过程。鼠疫这一特殊的“灾难情境”将人置于了一种极端的生命状态,从而打破了社会为人塑造的世俗外壳,进入到人的灵魂深处,灾难犹如一块五色的试金石,使各色人性在它面前得以显影曝光。

第一个因鼠疫而暴尸街头的巴音,被围观者剥了个精光:“鞋子、罩衣、坎肩、棉裤,跟进了当铺似的,眨眼间不属于他了。而那些没有得到东西的人,心有不甘,他们眼疾手快地,将手伸向已在别人手上的巴音的坎肩兜和裤兜,有人在坎肩兜里翻出了一卷钱,一哄分了;又有人在两个裤兜里掏出几把瓜子,也一哄分了。”迟子建细致的笔下,人的小自私小贪欲赤裸裸地显露出来;鼠疫爆发的消息被确定后,人们顿时陷入了恐慌之中,但这其中最为惊恐的王春申,却“不是为自己惊恐,而是为周耀祖和张小前,因为他们好心地帮他给吴芬送了葬。此外,他还为他心爱的黑马惊恐。万一自己感染了鼠疫,传染给它,那就遭殃了。”如果说这是关心他人的“小爱”,那傅百川的举动可谓“大善”的彰显:“自鼠疫起,这个商人对防疫局的支持是最大的,他雇佣人,免费做了上万只口罩。封城后防疫人员紧缺,也是傅百川动员中医,积极参与防疫。”鼠疫过后,他的家业已是一片败落的气象,但是当他看到几乎沦为乞丐的翟役生,还是请这个当惯了无赖的人到傅家烧锅做事,也因了这个善举,最终导致了傅家烧锅更加的落寞;当然还有囤积居奇希望大发国难财的的纪永和之类、将灾难看做契机而投机倒把的周耀庭之流、因了别人的苦难而幸灾乐祸以寻求心理平衡的翟役生之辈。

拓展:

从白雪乌鸦中看迟子建的创作追求

迟子建的作品,是在友人的强烈建议下选择阅读的,中国当代整体的文学环境很不好,各位作家的水平多是参差不齐,出类拔萃的更是寥寥,而且我相信即使有,默默无闻的也可能占多数。无疑,迟子建还算是相对知名的作家,但是老实说我对她的作品很少涉猎,在主观能动的选择性上,我心理的第一位是外国文学,第二位是推理悬疑小说,中国当代文学总是缺乏兴趣。

而今只三两个短篇加这本《白雪乌鸦》的阅读,也许难免管中窥豹,但是我相信对迟子建的大体文风也算有所了然。应该说迟子建的文字是我所喜欢的,圆熟而不矫情,顺畅而不粗俗,在她长于涉及的题材里,文字很容易就滑向两个极端,或者粗俗直白,或者矫揉另类,而《白雪乌鸦》里的文字既不失古朴清白,又多了一份细致的打磨,作者对于文字把控的驾轻就熟跃然于纸上,至少迟子建的文风给了我一种舒服的感觉,就乡土小说的审美特征而言,确实也算是风格有独到之处,在文字的雅俗之间构建了一种恰到好处的平衡。

其实《白雪乌鸦》的题材并不新颖,鼠疫或者各种人为不可抗拒的瘟疫早已被一些大师所抒写,最知名的.自然是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著的《鼠疫》,显然在外国文学作品里有一点是这个时代的国内作家总也无法项背的,就是社会性的思索和人性的鞭策,他们的小说更像洋葱,一层层的辛辣需要慢慢的品读,不可否认,我总认为这与整个的国家环境大为有关,那十年,未尝不曾涌现出大量喷薄的思想,因为时代的控诉而更加的厚重,但是多数也不过只深埋于内心随了黄土和岁月消失殆尽,留下的多也选择了出走。

带着这样的一种心态,我读《白雪乌鸦》不会有超出本体之外的期望,我想当初迟子建在写作之时也没有所谓的比较心态,只是静心的以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学作家的态度认真码文,所以我欣赏在这样浮躁的社会,还能保留如此纯粹的写作状态的作家,无论是小说的主体,还是书中的后记,都明显的透露出迟子建为文的态度,我不认为她是一个特别有天赋的作家,但是一定是个勤劳,努力,而认真的作家,所以她的作品不可能有大师的气场,但是绝对是有专业水准的作品。

《白雪乌鸦》是以百年前哈尔滨的鼠疫的真实背景作为蓝图的,在历史资料的考评下增补细节,以群生相的样貌呈现在读者面前,各个人物先后出场,在这场灾难面前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老实说,小说确实缺乏对人物深度的挖掘,更多的是进行还原,不论是掌控能力的问题还是写作的初衷如此,作品里的社会和人性触角很难对人有所触动,也就是所谓的缺少反思的力度。但是就如白描一样,小说于当年历史细节的再现上,还是具有完备和引人入胜的地方。虽然多少缺少一些暗潮涌动的思想探索,不过总体来说,《白雪乌鸦》还是一本相当值得一读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