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谈吃的美句
引导语：文人做菜就像文人画一样，随性，却又有雅致的讲究。汪曾祺如此，下面是有关他的谈吃文章的美句，与大家分享学习。
有些东西，本来不吃，吃吃也就习惯了。也就是口味这个东西是没有定性的。有些东西，自己尽可不吃，但不要反对旁人吃。不要以为自己不吃的东西，谁吃，就是岂有此理。一个人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对食物如此，对文化或者其他的东西也是一样。
——汪曾祺《汪曾祺谈吃》
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荤不吃死人，小荤不吃苍蝇。
——汪曾祺《汪曾祺谈吃》
汪曾祺 一个“吃货”的修养
在汪曾祺众多的散文中，关于吃文化的文章占据了一大部分。如我们熟知的《端午的鸭蛋》、《蚕豆》、《豆腐》、《泡茶馆》……零零总总写了很多，专收汪曾祺谈吃的文章的书也日见增多，从书名上就可以一眼看出，如：《五味》、《寻味》、《四方食事》、《故乡的食物》、《汪曾祺谈吃》等。如果说以汪曾祺作为“吃货”的“典范”，那么至少应该具备会吃、会做、懂得吃这三个标准。
会吃
汪曾祺因生活的轨迹对于家乡、昆明、张家口、北京等地的饮食都有了解，常常谈起某一食物的吃法，能举出各地不同的饮食**惯。不仅如此，他还能说出一种食物最诱人的时候、最适合的烹调方法。虎头鲨、昂嗤鱼、砗螯、螺蛳、蚬子(注音：xiǎn)、野鸭、鹌鹑、斑鸠、鵽(duò)、蒌蒿、枸杞、荠菜、马齿苋……不仅吃的种类多，吃的地域还广，再用闲散随意的文字描述给我们，所传达的已经不是“口齿留香”能够涵盖的无穷韵味。在“会吃”这一点上，就已经令人望尘莫及。
他还好吃，从他诸多谈吃的文字来看，他简直是吃尽四方的人。从家乡高邮的鸭蛋到北京的豆汁儿，到湖南的腊肉，包括咸菜，酱菜，野菜，他都要追究，琢磨一番。而且时常要发出毫不保留的赞叹：我一辈子没有吃过昆明那样好的牛肉。(《老头儿汪曾祺》)
除了生嚼，扬花萝卜也能拌萝卜丝。萝卜斜切的薄片，再切为细丝，加酱油、醋、香油略拌，撒一点青蒜，极开胃。小孩子的顺口溜唱道：人之初，鼻涕拖。油炒饭，拌萝卜。油炒饭加一点葱花，在农村算是美食，所以拌萝卜丝一碟，吃起来是很香的。萝卜丝与细切的海蛰皮同拌，在我的家乡是上酒席的，与香干拌荠菜、盐水虾、松花蛋同为凉碟。北京人用水萝卜切片，汆羊肉汤，味鲜而清淡。(《萝卜》)
“吃遍四方”可以说是对于汪曾祺“会吃”的一个最为贴切的评价，而在其文中所展现的不同地域不同食物的吃法，投**的是对中国饮食文化博大深厚的侧面。
会做
安身之本，必资于食。凡事不宜苟且，而饮食尤甚。中国的许多菜品，所用原料本不起眼，但经过一番“讲究”之后，变成了人间至味。那么汪曾祺本人的“讲究”水平到底如何?
如果用专业厨师眼光去看汪曾祺的厨艺，那肯定是不太够的。汪曾祺自己在文章中坦率地承认：他所擅长的只是做家常菜，“大菜，我做不了。我到海南岛去，东道主送了我好些鱼翅、燕窝，我放在那里一直没有动，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对于家常菜，汪曾祺则是得心应手。汪曾祺的烹饪手艺在当时文艺圈子中很有名。所以每当有港台作家或者外国汪曾祺研究者来北京采访汪曾祺时，中国文联不安排来宾在宾馆就餐，而是直接让客人在汪曾祺的家中就餐。一次一个法国客人来采访汪曾祺，汪曾祺为其做了道盐水煮毛豆。那位法国人第一次吃盐水煮毛豆，竟然连毛豆壳都吃了下肚。
有一位台湾女作家来北京，要我亲自做一顿饭请她吃。我给她做了几个菜，其中一个是烧小萝卜。她吃了赞不绝口。那当然是不难吃的：那两天正是小萝卜最好吃的时候，都长足了，但还很嫩，不糠;而且是用干贝烧的。她说台湾没有这种水萝卜。(《萝卜》) 美籍华人女作者聂华苓和她的丈夫保罗·安格尔来北京，指名要在我家吃一顿饭，由我亲自做。我给她配了几个菜。几个什么菜，我已经忘了，只记得有一大碗煮干丝。华苓吃得淋漓尽致，最后端起碗来把剩余的汤汁都喝了。华苓是湖北人，年轻时是吃过煮干丝的。但在美国不易吃到。美国有广东馆子、四川馆子、湖南馆子，但淮扬馆子似很少。我做这个菜是有意逗引她的故国乡情!我那道煮干丝自己也感觉不错，是用干贝吊的汤。前已说过，煮干丝不厌浓厚。(《干丝》) 汪曾祺做的全是家常菜，然而又全是具有中国民间风味的家常菜。汪曾祺说：招待外国客人，并不一定是规格越高越好。因为他们最希望吃的'是有地方特色的菜，越是具有中国风味的菜，他们越是难忘。而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能够做好中国风味的家常菜，何尝不是对于传统饮食文化的继承呢?能够将这些感受转化为散文，让更多的读者感受这份文化的传承，也是汪曾祺散文的独特之处。
了解
光会吃，会做吃的还不能算上是个行家，还要窥得“吃”中的门道，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这对于一个人的文化底蕴要求较高，而这也是汪曾祺的散文具有“文化”特点的原因。汪曾祺在散文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融入，诗经、古人笔记乃至于中国地域的地方风俗，使得文字总是给人亲切感和共鸣感。
汪曾祺小时候读汉乐府《十五从军征》，很为诗中的“真情”而感动，但他始终没搞懂“采葵持作羹”的意思。现在各地植物称作“葵”，如向日葵、秋葵、蜀葵，但这些植物叶都不能吃。那么古人“持作羹”的“葵”是什么?汪曾祺直到后来读到清朝吴其睿的《植物名实图考》，才知道吴氏把“葵”列为蔬类的第一品。吴氏经过考证，激动地说“葵”便是南方几省还有种植的“冬苋菜”。“采葵持作羹”说白了，就是冬苋菜稀饭……
由此可见可见“葵”到清朝已经沦为无人知晓的地步，但是“葵”早在《诗经》就有记载，后魏《齐民要术》，元代王祯的《农书》都把它列为主要蔬菜。汪曾祺由此猜测可能是后来全国遍植大白菜，大白菜取代了葵的位置。可见，“蔬菜的命运，也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其兴盛和衰微，提起来也可叫人生一点感慨。
从平常的“吃食”中寄寓着人事的兴衰慨叹，这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表现方式和精深之处。汪曾祺说：“草木虫鱼，多是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对于草木虫鱼有兴趣，说明对人也有广泛的兴趣。”(注：汪曾祺：《随笔两篇〈葵·薤〉》。)
汪曾祺谈吃的散文
汪曾祺，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下面是关于汪曾祺谈吃的散文的内容，欢迎阅读！
元丰元年，苏东坡为纪念战胜洪水的壮举，在徐州城东门之上建造大楼，并邀请文人雅士饮酒作赋，以示庆贺。高邮人秦少游派专人呈上一份高邮土特产，并附诗一首：
“鲜鲫经年渍醽醁，团脐紫蟹脂填腹。后春莼茁滑于酥，先社姜芽肥胜肉。凫卵累累何足道，饤饾盘飧亦时欲。淮南风俗事瓶罂，方法相传我旨蓄。鱼鱐蜃醢荐笾豆，山蔌溪毛例蒙录。辄送行庖当击鲜，泽居备礼无麋鹿。”
这首名为《以莼姜法鱼糟蟹寄子瞻》是秦少游少有的专写食物的诗，但这首诗却浓缩了高邮最具特点的美食。有了秦少游作为先例，高邮的文人便多少都对美食有了那么一点癖好。于是，在900年后的高邮，就又出了那么一个“文人食客”，那就是汪曾祺。
汪曾祺与故乡的美食
汪曾祺的嗜吃，在现代文学史上可谓是出了名的，金庸就曾说过，大陆“满口噙香中国味的作家，当推汪曾祺和邓友梅。”汪老的癖好之所以如此闻名于天下，更重要的不仅在于他会吃，更在于他会写吃。你看，汪老留下的散文与散文集自然是浩如烟海，其覆盖的主题之广自然不用多说，但要说汪老的文章涉及最多的、写得最好的恐怕还当数“美食”。
不用说《汪曾祺谈吃》、《吃食和文学》、《四方饮食》、《故乡的食物》这一类直接在题目里凸显“吃”这一主题的文章和文集，今年出版的“作家与故乡”系列中汪老的两本选集（《水蛇腰》和《我的高邮》）里依然能常常看到美食的“影子”。
对于汪老来说，天下美食派系众多，“南甜北咸东辣西酸”（汪曾祺语）各地口味各具特色，但其中令汪老最难忘怀的，恐怕仍要数故乡高邮的那些美食。汪老曾特意作《故乡的食物》和《故乡的野菜》等文给故乡美食“作传”，即是为证。
谈到高邮的特产，最先想到的恐怕就是红心咸鸭蛋。对于名满天下的高邮鸭蛋，汪老自然不会忘掉，在《故乡的食物》中被拿来单独“立传”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汪老心中，高邮鸭蛋是故乡的小食之王恐非夸大。在《端午的鸭蛋》一文中，汪老写道，“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如此直白的语言，尽管一边说对于异乡人的称道有着不高兴，可是一边心里的那种自豪却是显露无遗了。怪不得，即使是皇城根下产出的咸鸭蛋，在汪老眼里也只能被评价为“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高邮鸭蛋的妙处固然在于其美味，而“咸菜茨菇汤”对于汪老来说，吃得则就完全是一种情怀了。汪老在文中自陈，“我小时候对茨菇实在没有好感，这东西有一种苦味。”然而，当汪老在老师沈从文家里，吃到师母张兆和做的“茨菇肉片”时，却叹道“因为久违，我对茨菇有了感情……我见到，必要买一点回来加肉炒了。”这道“茨菇肉片”，我小时候也常吃，长大以后却很少见到。尽管有着较高的营养价值，但大小饭馆里却极少见到拿其入菜的，再加上毕业后同样地“背井离乡”，因此我在读此文时，对汪老的这种情感甚有共鸣。
汪老写故乡的食物，我们可以看到他甚少提及奢华的菜品，文中记录描写的皆是普通人家的家常食物。所以，与其说汪老写故乡的美食是为了传播故乡传统的饮食文化，还不如说作者其实是借着故乡的美食，来浇心中思乡之情这块块垒吧。对于我这个故乡的地理位置与高邮紧邻，口味也近似的读者来说，读汪老的这些文章，格外能体会到蕴藏在其中的情怀。
汪曾祺的“美食观”
当然，作为一个大作家，尤其是吃遍了大江南北美食的作家，汪老自然不会抱守着“故乡的美食”不放。正如汪老自己所说，“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四方食事》），在汪老眼里，只有这样的“宽容精神”才能当好一个“美食家”。
因此，我们在看汪老“谈”吃时，一定会感叹作者笔下食物的“杂博”。这种“杂博”首先在于作者吃过、谈及的美食地域分布太广阔：从故乡高邮出发，到天子脚下的京城，到西南边陲的云南，再到西北内陆的内蒙、新疆，汪老“吃的足迹”可以说是遍及了五湖四海，这样来看，汪老分明是用脚在践行上述他那条“美食格言”；其次，这种“杂博”还体现在食物的种类上：本来在这个地球上，食谱涵盖最广的恐怕就属国人，而汪老则可谓是国人这种好吃特性的代言了，光是在他文中出现过的植物动物恐怕就不下百种，其中许多食物恐怕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没遇到过的，光是那篇《菌小谱》里提到的“蘑菇”就有十多种了。而这两种“杂博”混在一起，真正成为汪老谈吃的资本，也让我这样难得出趟远门的读者，坐在屋里就能“尝”遍天下的美食。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汪老的口味崇尚“杂博”，但无论是日常菜馔，还是野味珍馐，在汪老的笔下总是透着一种美感。这大抵是因为，汪老的“吃”中自始至终透着一种五柳先生的散淡。汪老在《水蛇腰·故乡人》里写了一位“钓鱼的医生”，就颇能代表他所保持的那种“吃的`哲学”：
“你大概没有见过这样钓鱼的。他搬了一把小竹椅，坐着。随身带着一个白泥小炭炉子，一口小锅，提盒里葱姜作料俱全，还有一瓶酒。他钓鱼很有经验。钓竿很短，鱼线也不长，而且不用漂子，就这样把钓线甩在水里，看到线头动了，提起来就是一条。都是三四寸长的鲫鱼……钓上来一条，刮刮鳞洗净了，就手就放到锅里。不大一会，鱼就熟了。他就一边吃鱼，一边喝酒，一边甩钩再钓。这种出水就烹制的鱼味美无比，叫做‘起水鲜’。”
读完这段文字，我想每个读者恐怕都对“吃客”二字有了更深的认识。这种图像恐怕不仅仅是投影了汪老的回忆，更是体现了汪老对待美食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的传承上可以企及魏晋，近则可追溯到晚明直至民国。
汪曾祺的文章与美食
谈到这里，我们就要谈谈汪老的“文风继承”了。尽管是西南联大的科班出身，但由于幼年时期就受过正规的传统教育，汪老的文章里带有明显的“士人遗风”。再加上长久倾心于宋人笔记和明清小品，汪老的文章格局更是处处都显露出“以小见大”的士人写作传统，因此在文风血脉上，汪老的文章可谓与晚明的张岱、近世的周作人等一脉相承，是为真正的“文人文章”。再加上老师沈从文的影响，汪老的散文中可谓同时继承了明清小品和五四散文这古今两大传统。正是这两大传统，造就了汪老文字间具有一种散淡闲适的风格，然而这种散淡闲适却又不同于魏晋和晚明的“与世无争”，却是另具一种空灵的美感。于是，读汪老笔下的美食，尽管大多为一些寻常食物，读来却是别有一番风味。
汪老虽在饮食哲学上崇尚“杂博”，却并不表示他就赞成“食无禁忌”。在汪老的笔下，也是有“不吃为宜”的，“炒肉芽”即为其一。前几年非典盛行，据传就是国人“乱吃”造成的恶果，尽管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值得质疑，但饮食上的“百无禁忌”却的确值得反思。宽容如汪老者，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可见，任何闲适和散淡也都是有“边界”的吧。
最后想说一说的是，读着汪老写的那些美食，总觉着很像是现代人写的微博，只要是特色鲜明、令人印象深刻的美食，大多都逃不出汪老的那支笔。所以，无论是在写五湖四海的风土人情，还是回忆少时乡间的传奇，兜兜转转，总会跳出一两种令人难忘的吃食呈现在读者面前，这种记录“强迫症”可不是正如现代人刷微博。经不住的是，汪老的那支妙笔会“生花”，再怎么平常的民间小吃或家常小菜，经过汪老的描写，就都是一盘活色生香的点心或菜肴，直叫人垂涎欲滴。汪老这种“功夫”写就的文字，比起那些“深夜慎入”的美食图片来，“杀伤力”可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啊！
汪曾祺写吃的文章
吃的有文化，大家是否读汪曾祺作家的那些关于“吃”的文章呢?
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
——《端午的鸭蛋》
写“吃”的作家中，汪老绝对称得上翘楚。之前也读过台湾作家舒国治的《台北小吃札记》，两位都是顶厉害的作家。“作家写食”，与“写食作家”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写“吃”，大多言在此而意在彼，食物背后蕴含着更深层次的东西。这个东西，是“情”。
如果说舒国治的写食文章更多地是在传达了他的个人生活情趣的话，那么汪老先生写吃，则更多地是在书写食物背后的“共情”。他写我们以前怎么吃，现在怎么吃;北方的怎么吃，南方的怎么吃;汉族的怎么吃，蒙古族的怎么吃，写那些我们吃着却不知道从哪儿来、因什么而发展至此，甚至叫什么的食物，写味道，写做法，写吃的感觉，写吃的`环境，写吃的感情。他在晚年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已经逐渐被遗弃、淡忘的“美食地图”。
凡不厌精细的作家，盍兴乎来;八大菜系、四方小吃，生猛海鲜、新摘园蔬，暨酸豆汁、臭千张，皆可一谈。……凡有独得之秘者，倘能公诸于世，传之久远，是所望也。
——《<知味集>征稿小启》
中国人很会吃鸡。广东的盐鸡，四川的怪味鸡，常熟的叫花鸡，山东的炸八块，湖南的东安鸡，德州的扒鸡……如果全国各种做法的鸡来一次大奖赛，哪一种鸡该拿金牌?
——《汽锅鸡》
读汪曾祺的写食散文，可以窥见天南地北的中国人的饮食、食俗，甚至各地风俗。汪老先生曾说：“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风俗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文与画》)”。那么饮食，无疑是承载一个民族风俗与情感的最好载体。我们种植食物、烹饪食物、品尝食物，其过程贯穿我们一生，记忆着每一个时刻、每个人、每个民族。食物将我们与他人、与自然和远古的历史相连，又将延续至未来;食物饱含着我们的情感，或哭或笑，或哀伤或欢欣，但都是那么得深厚朴质。
看汪老先生写吃，浅言片语间，总是能读出各种各样的情感。这情感，真挚，自然，因为它来自对生活的热爱，对一片土地的眷念：
晚上，爬到吕祖楼上去，看双方军队枪炮的火光在东北面不知什么地方一阵一阵地亮着，觉得有点紧张，也觉得好玩。很多人家住在一起，不能煮饭，这一晚上，我们是冲炒米、泡焦屑度过的。没有床铺，我把几个道士诵经用的蒲团拼起来，在上面睡了一夜。这实在是我小时候度过的一个浪漫主义的夜晚。
——《炒米和焦屑》
昆明人管白斩鸡叫“凉鸡”。我们常常去吃，喝一点酒，因为是坐在一张长板凳上吃的，有一个同学为这种做法起了一个名目，叫“坐失(食)良(凉)机(鸡)”。
——《汽锅鸡》
坐在街边摊头的矮脚长凳上，要一碗老豆腐，就半斤旋烙的大饼，夹一个薄脆，是一顿好饭。
——《豆腐》
四川无菜不辣，有人实在受不了。有一个演员带了几个年轻的女演员去吃汤圆，一个唱老旦的演员进门就嚷嚷：“不要辣椒!”卖汤圆的白了她一眼：“汤圆没有放辣椒的!”
——《口味》
砗螯壳的铰合部有两个突出的尖嘴子，把尖嘴子在糙石上磨磨，不一会就磨出两个小圆洞，含在嘴里吹，呜呜地响，且有细细颤音，如风吹窗纸。
——《虎头鲨、昂嗤鱼、砗螯、螺蛳、蚬子》
我小时候对慈姑实在没有好感。这东西有一种苦味。......因为久违，我对慈姑有了感情。.....北京的慈姑卖得很贵，价钱和“洞子货”(温室所产)的西红柿、野鸡脖韭菜差不多。
我很想喝一碗咸菜慈姑汤。
我想念家乡的雪。
——《咸菜慈姑汤》
如果一个人仅仅是把饮食权当作满足“口腹之欲”，那也未免太无聊了点。而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已经开始对自己的食物漫不尽心、苟且敷衍，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也许已离自己的“根”愈来愈远了。我们应对自己的食物充满敬意，不仅因为它们供给我们营养，给予我们生命，还因为食物中凝结了一个民族最本质的文化，蕴含了人与自然最深刻隽永的共生关系。我想汪老先生写吃，一是出于个人闲情雅致，二是出于一个真正学者的社会责任担当。他写吃，写得细致入微、海纳百川，写得妙趣横生、情深意切，为的是让我们这些早已不识五谷的“现代人”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怎么吃的，该怎样吃;为的是让我们记住，我们是中国人，过中国节，吃中华料理。
而早在1990年，他就喟叹，中国的烹饪，已经出现了危机：
中国烹饪的现状到底如何?有人说中国的烹饪艺术出现危机。我看这不无道理。时常听到：什么什么东西现在没有了，什么什么菜不是从前那个味儿了。原因何在?很多。一是没有以前的材料。前几年，我到昆明，吃了汽锅鸡，索然无味;吃过桥米线，也一样。一问，才知道以前的汽锅鸡用的是武定壮鸡(武定特产，阉了的母鸡)，现在买不到。......北京现在的“光鸡”只有人工饲养的“西装鸡”和“华都肉鸡”，怎么做也是不好吃的。...... 二是赔不起那功夫。过去北京的谭家菜要几天前预定，因为谭家菜是火候菜，不能嗟咄立办。张大千做一碗清炖吕宋黄翅，要用十四天。吃安徽菜，要能等。现在大家都等不及。......再有，我看是经营管理和烹制的思想有问题。过去的饭馆都有些老主顾，他们甚至常坐的座位都是固定的。菜品稍有逊色，便会挑剔。现在大中城市活动人口多，采购员、倒爷，吃了就走。馆子里不指望做回头生意，于是萝卜快了不洗泥，偷工减料，马马虎虎。......近年来大餐馆的名厨都致力于“创新菜”。......但是创新要在色香味上下功夫，现在的创新菜却多在形上做文章。现在常见的工艺菜，是用鸡片、腰片、黄瓜、山楂糕、小樱桃、罐头豌豆……摆弄出来的龙、凤、鹤，华而不实。用鸡茸捏出一个一个椭圆的球球，安上尾巴，是金鱼，实在叫人恶心。有的工艺菜在大盘子里装成一座架空的桥，真是匪夷所思。还有在工艺菜上装上彩色小灯泡的，闪闪烁烁，这简直是：胡闹!
中国烹饪确是有些问题。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使中国的烹饪艺术走上一条健康的正路，需要造一点舆论。此亦弘扬民族文化之一端。而作家在这方面是可以尽一点力的：多写一点文章。看来《知味集》有出续集、三集的必要。
——《<知味集>后记》
汪老在文中的大声疾呼，既让我感动，又带给我一丝的凉意：我竟有些不能体会汪老的那种急迫之情!吃惯了洋快餐、地沟油还有那些不三不四的“高档餐厅”的我们，似乎对一切都开始习以为常。我们几乎从未对所吃的食物有过思考，有哪些是具有摧毁性的?是否有一条更正确的饮食道路?是否有一种更健康的饮食方式?有哪些属于我们的食物正在被我们不自觉地遗弃?而大部分时候，我们对食物的要求，只是它能满足我们早已变得畸形的口味，只是能为懒惰的我们节省一点时间，填饱我们的肚子。
也许下一次，当我们又一次窝在寝室看着视频点外卖的时候，应该先问问自己：
“你认真对待过自己吃下的食物吗?”
“你认真对待过自己的生活吗?”
活着多好呀。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呀!
——《<旅食与文化>题记》
一九九七年二月，汪先生写下这行文字。三个月后的五月十六日，汪老仙逝，享年七十七岁。
汪曾祺谈老舍先生
北京东城迺兹府丰富胡同有一座小院。走进这座小院，就觉得特别安静，异常豁亮。这院子似乎经常布满阳光。院里有两棵不大的柿子树(现在大概已经很大了)，到处是花，院里、廊下、屋里，摆得满满的。按季更换，都长得很精神，很滋润，叶子很绿，花开得很旺。这些花都是老舍先生和夫人胡絜青亲自莳弄的。天气晴和，他们把这些花一盆一盆抬到院子里，一身热汗。刮风下雨，又一盆一盆抬进屋，又是一身热汗。老舍先生曾说："花在人养。"老舍先生爱花，真是到了爱花成性的地步，不是可有可无的了。汤显祖曾说他的词曲"俊得江山助"。老舍先生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俊得花枝助"。叶浅予曾用白描为老舍先生画像，四面都是花，老舍先生坐在百花丛中的藤椅里，微仰着头，意态悠远。这张画不是写实，意思恰好。
客人被让进了北屋当中的客厅，老舍先生就从西边的一间屋子走出来。这是老舍先生的书房兼卧室。里面陈设很简单，一桌、一椅、一榻。老舍先生腰不好，习惯睡硬床。老舍先生是文雅的、彬彬有礼的。他的握手是轻轻的，但是很亲切。茶已经沏出色了，老舍先生执壶为客人倒茶。据我的印象，老舍先生总是自己给客人倒茶的。
老舍先生爱喝茶，喝得很勤，而且很酽。他曾告诉我，到莫斯科去开会，旅馆里倒是为他特备了一只暖壶。可是他沏了茶，刚喝了几口，一转眼，服务员就给倒了。"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是一天到晚喝茶的!"
有时候，老舍先生正在工作，请客人稍候，你也不会觉得闷得慌。你可以看看花。如果是夏天，就可以闻到一阵一阵香白杏的甜香味儿。一大盘香白杏放在条案上，那是专门为了闻香而摆设的。你还可以站起来看看西壁上挂的画。
老舍先生藏画甚富，大都是精品。所藏齐白石的画可谓"绝品"。壁上所挂的画是时常更换的。挂的时间较久的，是白石老人应老舍点题而画的四幅屏。其中一幅是很多人在文章里提到过的"蛙声十里出山泉"。"蛙声"如何画?白石老人只画了一脉活泼的流泉，两旁是乌黑的石崖，画的下端画了几只摆尾的蝌蚪。画刚刚裱起来时，我上老舍先生家去，老舍先生对白石老人的设想赞叹不止。
老舍先生极其爱重齐白石，谈起来时总是充满感情。我所知道的一点白石老人的逸事，大都是从老舍先生那里听来的。老舍先生谈这四幅里原来点的题有一句是苏曼殊的诗(是哪一句我忘记了)，要求画卷心的芭蕉。老人踌躇了很久，终于没有应命，因为他想不起芭蕉的心是左旋还是右旋的了，不能胡画。老舍先生说："老人是认真的。"老舍先生谈起过，有一次要拍齐白石的画的电影，想要他拿出几张得意的画来，老人说："没有!"后来由他的学生再三说服动员，他才从画案的隙缝中取出一卷(他是木匠出身，他的画案有他自制的"消息")，外面裹着好几层报纸，写着四个大字："此是废纸。"打开一看，都是惊人的杰作--就是后来纪录片里所拍摄的。白石老人家里人口很多，每天煮饭的米都是老人亲自量，用一个香烟罐头。"一下、两下、三下……行了!"--"再添一点，再添一点!"--"吃那么多呀!"有人曾提出把老人接出来住，这么大岁数了，不要再操心这样的家庭琐事了。老舍先生知道了，给拦了，说："别!他这么着惯了。不叫他干这些，他就活不成了。"老舍先生的意见表现了他对人的理解，对一个人生活习惯的尊重，同时也表现了对白石老人真正的关怀。
老舍先生很好客，每天下午，来访的客人不断。作家，画家，戏曲、曲艺演员……老舍先生都是以礼相待，谈得很投机。
每年，老舍先生要把市文联的同人约到家里聚两次。一次是菊花开的时候，赏菊。一次是他的生日，--我记得是腊月二十三。酒菜丰盛，而有特点。酒是"敞开供应"，汾酒、竹叶青、伏特加，愿意喝什么喝什么，能喝多少喝多少。有一次很郑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来的，让大家都喝一点。菜是老舍先生亲自掂配的。老舍先生有意叫大家尝尝地道的北京风味。我记得有次有一瓷钵芝麻酱炖黄花鱼。这道菜我从未吃过，以后也再没有吃过。老舍家的芥末墩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芥末墩!有一年，他特意订了两大盒"盒子菜"。直径三尺许的朱红扁圆漆盒，里面分开若干格，装的不过是火腿、腊鸭、小肚、口条之类的'切片，但都很精致。熬白菜端上来了，老舍先生举起筷子："来来来!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
老舍先生对他下面的干部很了解，也很爱护。当时市文联的干部不多，老舍先生对每个人都相当清楚。他不看干部的档案，也从不找人"个别谈话"，只是从平常的谈吐中就了解一个人的水平和才气，那是比看档案要准确得多的。老舍先生爱才，对有才华的青年，常常在各种场合称道，"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而且所用的语言在有些人听起来是有点过甚其词，不留余地的。老舍先生不是那种惯说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温吞水一样的官话的人。我在市文联几年，始终感到领导我们的是一位作家。他和我们的关系是前辈与后辈的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老舍先生这样"作家领导"的作风在市文联留下很好的影响，大家都平等相处，开诚布公，说话很少顾虑，都有点书生气、书卷气。他的这种领导风格，正是我们今天很多文化单位的领导所缺少的。
老舍先生是市文联的主席，自然也要处理一些"公务"，看文件，开会，作报告(也是由别人起草的)……但是作为一个北京市的文化工作的负责人，他常常想着一些别人没有想到或想不到的问题。
北京解放前有一些盲艺人，他们沿街卖艺，有的还兼带算命，生活很苦。他们的"玩意儿"和睁眼的艺人不全一样。老舍先生和一些盲艺人熟识，提议把这些盲艺人组织起来，使他们的生活有出路，别让他们的"玩意儿"绝了。为了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他把盲艺人请到市文联演唱了一次。老舍先生亲自主持，作了介绍，还特烦两位老艺人翟少平、王秀卿唱了一段《当皮箱》。这是一个喜剧性的牌子曲，里面有一个人物是当铺的掌柜，说山西话;有一个牌子叫"鹦哥调"，句尾的和声用喉舌作出有点像母猪拱食的声音，很特别，很逗。这个段子和这个牌子，是睁眼艺人没有的。老舍先生那天显得很兴奋。
北京有一座智化寺，寺里的和尚作法事和别的庙里的不一样，演奏音乐。他们演奏的乐调不同凡响，很古。所用乐谱别人不能识，记谱的符号不是工尺，而是一些奇奇怪怪的笔道。乐器倒也和现在常见的差不多，但主要的乐器却是管。据说这是唐代的"燕乐"。解放后，寺里的和尚多半已经各谋生计了，但还能集拢在一起。老舍先生把他们请来，演奏了一次。音乐界的同志对这堂活着的古乐都很感兴趣。老舍先生为此也感到很兴奋。
《当皮箱》和"燕乐"的下文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老舍先生是历届北京市人民代表。当人民代表就要替人民说话。以前人民代表大会的文件汇编是把代表提案都印出来的。有一年老舍先生的提案是：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那一年北京芝麻酱缺货。老舍先生说："北京人夏天离不开芝麻酱!"不久，北京的油盐店里有芝麻酱卖了，北京人又吃上了香喷喷的麻酱面。
老舍是属于全国人民的，首先是属于北京人的。
一九五四年，我调离北京市文联，以后就很少上老舍先生家里去了。听说他有时还提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