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余光中的诗意人生
导语：余光中是现代著名的爱国作家，他也是才华洋溢的诗人。而诗人余光中的诗意人生是怎样的呢？下面是小编分享的余光中的诗意人生，欢迎阅读！
光中先生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文学大师，这次携夫人赶赴祖国大陆专程是为参加他的母校——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5月17日下午，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到南京的时候，我在南大西苑见到了他和他夫人。采访间，他是那么的和蔼可亲，他不顾旅途疲惫，依然谈笑风生，博古引今，睿智和真诚在话语间处处显现。
何晴：余教授，众所周知，您曾在内地、香港、台湾及美国等地都居住过，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您也曾把您居住过的各地作比，而祖国大陆就像是您的母亲，那么南京在您的心目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
余光中：首先要声明，我是南京人。因为我出生在南京嘛，南京是我生命的起点，是一切回忆的源头啊。而且我在南京读了小学、中学、大学。从我1928年出生到1937年，我都一直住在南京。所以我的童年时代差不多都在南京度过的，也是在南京读的小学。中学是在四川读的，为什么在四川读书呢？因为抗日战争中学从南京搬到后方去了，我记得那个中学叫做南京青年会中学。战后我随中学回到南京，高中毕业后，后来我又读了金陵大学。我在南京不但住了这么久，而且是出生地，而且是在这里接受的教育，所以南京对我一生影响是特别深的。
何晴：您曾在各地的多所大学就读和任教，您认为您当年就读的金陵大学，也是现在的南大，对您后来的成就有过什么样的影响吗？
余光中：那时侯我还小呢，也就是懵懂，那个时候我读的是外文系，当时属于文学院，当然对我的英文有很大的帮助。可是对我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但是大学，还有整个南京的地理环境，尤其是玄武湖和紫金山，我读大学先住在鼓楼，后来搬到城西北面去。
何晴：您在一篇著名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中表达了对4个女儿真切的关爱，你能否谈谈作为父亲在女儿成长中的心理的变化。
余光中：对，我们家有4个女儿，她们小时侯是最可爱的，在十六七岁以前完全属于父母，完全属于爸爸，所以我写过一首诗叫做《小木屐》，在南京穿木屐的比较少，在台湾尤其以前大家都穿木屐，我的小女儿穿着木屐刚会走路，踢踢踏踏，那我就蹲下来张开两臂鼓励她向我走来，那时她就孤注一掷地向我跑来，因为那时候在她生命中惟一的男人就是她爸爸。可是过了那个年龄就不一样了，我只看到她的背影了，没有看到她向我奔来的样子，因为男友在门口按铃。而她冲出去的速度之快，而且不再穿小木屐了，是穿高跟鞋。她们4个人我也写了你说的那篇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就是4个地下工作者，背着我来追求我们家的4个女儿。而且我最不利的一点呢，是她们的妈妈还站在她们的那边，里应外合，所以最后只剩下我一个“昏君”了。我希望我的4个假想敌写写情书，可以锻炼中文，顺便也可以让我看看他们的文笔如何，可是他们总是打电话，那么我也听不到了，其中的玄妙我也不懂，并且荒废了中文。所以伟大的情书已经成为绝响了。因为电话就装在我的书房里，一到晚上电话就来了，我家有5个女人，每个人要是有3个电话，我每晚就要接15个电话，都快成为接线生了。（笑）
何晴：我们都知道您与您的夫人白头偕老，可以说生活安定幸福。您对这种生活态度解释为，您用您的天才来写作，而日子过得去就行了。是否正是这种安稳的家庭生活给您的写作创造了稳定的环境？或者，它有时候是否也会局限您的创作灵感？
余光中：要说安定，我少年时代很不安定，因此我才会读3所大学，这意味着战乱使我不能在同一个大学读完，所以少年时代应该说非常动乱的，倒是我去台湾之后生活才显得安定。至于说幸福就很难说了，也有苦日子。后来的安定生活是给写作提供了比较稳定的工作环境。
许多人都认为诗人多情，情感丰富，其实感情丰富的人多得很，诗人也不一定非要多情，家庭生活是不会局限我的灵感的。至于灵感，它是一种神秘的东西，也是来源于生活的。灵感这个字眼应该最初是从国外来的，也就是“inspirition”。所以梁启超当年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干脆翻译成“因斯皮里纯”。可见没有一个定理。现在都统称为“灵感”。有人认为灵感要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写不出来就怪灵感。其实我觉得灵感是一位艺术家或者科学家对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办，他经常思考，想多了这个问题甚至进入他的潜意识，做梦也在经营，散步也在思考，直到最后豁然贯通，那一刻如有神助，我们把它叫做灵感。其实灵感是不断思考、不断体会之后忽然没有障碍了，想通了，问题很透明地呈现在你的面前，是不断努力的结果。因此灵感绝对不会来拜访懒惰的人。如果没有事先的准备和思考，灵感恐怕不会来。如果没有艺术的修养、技巧的锻炼，就算创意来的那一刻，他觉得灵光一闪，可是仍抓不住。就像凡高，他在画家中也算是早熟的，他画画只有10年的工夫，从27岁到37岁，可是他也苦练了很久，临古人的画，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两三年才画出像《向日葵》、《星光夜》等许多杰作。他的画现在大家都很喜爱，但在他的生前他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一个画家，没人欣赏他，没人买他的画，甚至没有人爱他。所以，灵感并不一定需要丰富的感情经历，也不一定要尝试动乱的生活。
何晴：您是一个诗人，而在现实中您是如何用诗人的眼光来看待生活的？
余光中：每个人的生活中都要有诗，不过诗也只是一个象征，一个人要过诗意的富有灵感的生活也不一定要做诗人。生活里面光有真理，有美德还不够，好像还缺少什么。生活里面还应该有艺术，不管是诗、绘画、音乐或者是雕塑，总而言之，生活里面应该有美。有一位美国的亿万富翁，他很喜欢他的小女儿，有一天他看到小女儿带笑地走过来，心花怒放，那一刻他就想做个诗人，可是他想不起如何形容他的女儿多么可爱，他想了半天说，啊，你美丽得像一张百万元的大钞。那就是说一个人虽然很富有，可是在诗意生活上可能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因为没有想象，连赞美女儿也想不出一句诗来，有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所以美是不能量化的，它是一种质，不是一种量。所以王尔德说，现在人的毛病就是什么东西都知道它的价格，可是没有东西你能知道它的价值。
何晴：您被称为当代诗坛健将、散文重镇、著名批评家、优秀翻译家，现已出版40余种作品集。而在祖国大陆，您的诗歌似乎名声更盛，一首《乡愁》至今仍被引为经典。而您自己认为，您最喜欢的和实际成就最大的创作体裁是哪一种？或者说哪种文体创作给你带来更多的收获？
余光中：我想祖国大陆很多读者都读过或者会背《乡愁》那首诗，不过我在大陆出版了二三十本书大部分还是散文，出的散文书还是比诗集多一点。我想大陆的读者读我散文的可能比读诗的多。诗、散文、评论和翻译这四样体裁我都蛮喜欢的。有时候碰到这一方面比较不畅顺的时候，就去经营另一方面，四样换着写。
何晴：请问您是怎样看待翻译的？或者您的翻译观是什么？
余光中：翻译吧，希腊神话中有9个姐妹，nine muses做文艺女神。文艺女神当然可以给诗人激励和灵感的，9个缪斯，有的甚至还管到了历史、天文，当然更多的管抒情诗、情诗、史诗等等，我说过惟独没有缪斯来培植翻译，所以我说如果让我来创造，我要创造the tenth muse，第十个缪斯专门扶植翻译。因为翻译是门艺术，一般的艺术家像诗人只要把他能够写得好的东西写好就行了，而翻译家呢要把人家写好的东西过渡到另一种语言里去。一般的艺术家要有创造力，可是翻译家还要有适应力，别人的东西怎么样把它转变成另外一种语言。我翻译过王尔德的3本喜剧，他是英国唯美派的大师，喜欢玩文字游戏。他的戏剧很难翻译，特别是台词，唇枪舌剑，很犀利。在一个国际研讨会上，我提出报告说我怎么翻译王尔德的，最后一段我说道，王尔德是不好翻，我翻过来的中文打七八折，但有时候碰巧呢，我的译文比他的原文更好。那些与会者本来没有注意听，一听到这句话都觉得我这个人很自负，我说当然喽，王尔德的句子喜欢用对仗，对仗是中文最了不起的，因为中文是单音节对仗比英文方便，所以我一碰到他的'对仗翻译成中文后就比他漂亮。不是我比他高明，是中文在这一点上比英文高明。
何晴：在中西文化交融中，您是受到了冲击还是启发？为什么您在西方生活那么多年还是认为中国语言不能西化？
余光中：冲击和启发两者都有，对于我来说当然是中国文学、传统文化影响最大，中国作家一定要认清两个传统，一个是诗经的传统，一个是五四以来的传统，这两个传统对作家帮助很大。不过西方文学也帮了我很大的忙，提供给我另外一种观点和角度。中国文学受西方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字能够常葆纯粹，特别是语文的优越性。所有的语文跟钱币一样都要跟外币交流，而且其交流的情况跟货币的比值比起来复杂得多。其实中文很早就受到外来的影响。而现在影响我们最大的外文，就是英文。英文和中文开始交流的时候，英国人学中文的不多，中国人学英文的多。但许多社会科学的名词最初都是日本先翻译的，中国再翻过来的。许多难以翻译的名词就用声音解决，比如“坦克”“引擎”“作秀”，有些词一直沿用下来。所以世界上语文是很难保持其纯粹的，通过与外文交流以后多少会改变其面貌。
中文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美丽的文字，不能到了一个程度反而把中国的文学给抛掉了，或者中文跟着英文走，很西化。这些都不是好趋势，应该引起中国读书人的警觉。我在大学毕业后两年曾经把《凡高传》翻译成中文，30多万字，过了20年，又有出版社要出新版叫我来修正。结果我修正又花了一年，当初翻译也才花一年，我修订了两万处。倒不是因为我当时的英文很差劲有误解，我改那么多处是改我的中文，我现在的中文已经不像当年因猛读英文而把英文的习惯带到中文里来那样比较西化了。我现在不满意那种写法，所以把它洗一遍。林语堂先生生前和我讲过，有人盗用他的书他一看就知道了。为什么？因为他一生没有用“人们”这两个字，他说“人”变为复数加个“们”这不是中文，所以他只用“世人”“人人”“大家”。中文西化也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善性西化，一个是恶性西化，这其中有成王败寇的区别。举徐志摩的诗《偶然》为例，他走了一步险棋，但字句欧化得恰到好处，这就是善性西化。
何晴：您怎样评价中国新诗发展的100年历程？您认为对新诗做过贡献的诗人除了您还有哪些？
余光中：中国新诗的100年有很多好诗，也有很多好的诗人，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到现在名家辈出。早年不用说了，像闻一多、徐志摩这些人大家都耳熟能详。那么后来呢，像40年代的卞之琳就很好，他是很细腻的一位诗人。还有冯至，诗中很有哲理。而目前硕果仅存的两位，一位就是辛笛，他目前在上海，另外一位就是臧克家了，好多年没有写了。这两位都很好。像年轻一代杰出的诗人有舒婷、北岛。
何晴：您认为诗歌创作有技巧可言吗？要是有的话，您认为在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余光中：其实诗歌创作的许多技巧都和同情、想象力有关系，比如说夸张，“海上的浪像山一样高，那就是把浪跟浪连在一起。”不过这个想象力很低级。那么一个人对别人有同情，对万物有同情和共鸣，这样自然就接近一个诗人了，你的心底就能和万物沟通。就像诗歌里面的很多技巧，像明喻、暗喻、夸张、象征等都和诗人的同情、想象力有关系。所以要用同情、想象力和广泛的好奇来看万事万物。雪莱说的好，“科学重万物之异，艺术重万物之同。”能在万物之间找到相同的一点就能有诗意，就是一个诗人了。
何晴：您一直在通过文学来促进两岸和平，您认为两岸文化差异在什么地方？
余光中：你这个问题问得有点问题。两岸文化说不上有差异，因为这其实是一种文化，就是政治情况不一样，文化的源流还是一样的。就我自己的感觉而言，无论是做学问，无论是写作，无论在哪一岸，甚至于在香港，或者你是一个华人在南洋吧，或者你是一个留学生在欧美吧，只要你是一个华人，那你要做一个学者或者做一个作家，一定要认识两个传统，一个是中华文学的大传统，那就是诗经以来的传统，另一个是小传统，就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的传统。一个中国作家要是不知道这两种传统，那是不可能的。两岸其实都是继承了这两个传统。像台湾最崇拜的一个神叫妈祖，妈祖就是福建人，她在海上救人，她成为台湾海峡的守护神，她就是福建来的并不是台湾本身的。他每年过年也是过中国年，他也要过中秋也要过端午，他中秋也要赏月，他元宵节也赏灯，他骂人还是用中国话。所以没有两岸文化的不同，绝对文化的不同，就算是文化表面上的若干现象不同，其实也是短期政治的分离的后果。所以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我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为了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了五千年的文化。”
台湾早年对于美国文化的吸收，对于英文的重视，现在大陆也在这么做。当然把它当做世界化的一个阶段未尝不可，不过除了世界化之外，我想一个中国的读书人也要有历史感。世界化是一个横的宏观，历史感是对中国文化历史的了解，应该是一个纵的宏观。这两个宏观都是中国读书人必须修炼的美德。
何晴：您的诗作《珍珠项链》对您和您夫人婚姻生活有什么寓意吗？
余光中：我写给夫人那首《珍珠项链》正值我们结婚30周年，那已经是十几年前了，是1986年。因为30年的婚姻按照西方的说法是珍珠婚，以买珍珠来纪念。所以我们经过香港的时候就进了一家珠宝店，店里的女孩就拿来一个盘子，托着18寸长的珍珠项链说，这个很不错。可是我后来又想，30年只有18寸，一寸光阴好贵啊。
因为珍珠是圆的，让我想起晴天的露珠，雨天的雨珠，两个人分开的念珠。所以两个人在一起肯定是有晴又有雨的，有幸福又有迷茫。
何晴：您对当代大学生的恋爱怎么看？
余光中：我觉得你们不要因为面对爱情将来可能的迷茫迟疑不决，你现在要追求幸福就尽管去追求幸福，不要担心将来有幸福还是迷茫。有人说“只要青春不要痘”，事实上你选择了青春也就要接受青春痘。（笑）
谈谈余光中的大品散文
导语：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迄今写作发表诗歌约1000首，为中国的文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他对于祖国的情感，让人们非常的感动。下面是小编分享的余光中的大品散文，欢迎阅读!
余光中的散文，风格多元，题材广阔，全面的成就已有公论，在此无须重复。可是，余氏的散文中，该数哪一类最出色呢?这样的问题，我们当然可以避而不问;即使有人问起，也可以避而不答，以一两句外交辞令交代过去：“好散文就是好散文嘛!干吗要分高下?何况散文因题材不同，有时会像橘子和苹果一样，不能加以比较。”
可惜这样的问题，有时却不能回避。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言，过去几年，我一直教二十世纪的中文文学。由于一学年之中既要讨论小说，又要赏析诗歌、散文，所割之爱颇多。以散文的赏析为例，半个学期之内，我只能蜻蜓点水般从数位作家的作品中，每位选讲一篇。选到余光中的作品时，问题就来了：“余光中的散文，质优量丰，该选哪一篇呢?”如果没有时间限制，我自然会多选几篇，其中包括《朋友四型》、《借钱的境界》、《催魂铃》、《我的四个假想敌》《在水之湄》、《宛在水中央》等，学生都可以获益不浅;而且这类作品是散文正格，学生和初习散文创作的人，都较易入手。可是，要在短短的一两个钟头内向学生介绍余光中的散文世界，考虑就不同了。都是好散文，但不算余光中的绝技，因为写这类散文而又写得出色的，五四以来，除了余光中，还有别的作家。我要介绍的余氏作品，应该能达到余光中所提出的标准。
余光中四十岁前后所写的散文最为重要。在这个时期，他踔厉风发，以盛年之笔接受各种新经验、大经验(尤其是旅美经验)的挑战，写出了一篇接一篇神气贯注、想象奇伟的作品，升到了五四以来罕有的高度。《朋友四型》、《借钱的境界》一类文章，无疑都隽永幽默，情趣和理趣兼备，但这类佳篇，在梁实秋的散文集里也可以找到。《噪音二题》、《蝗族的盛宴》、《幽默的境界》等几篇，冶幽默和讽刺于一炉，也十分难得，但也有梁实秋、钱钟书的`作品为侣。《逍遥游》、《鬼雨》、《咦呵西部》、《听听那冷雨》等作品就不同了;这类作品，在五四以来的散文集里都不易找到;即使相近而未逮的，也为数寥寥。
余光中的这类散文，出色而罕见，在五四以来的散文史上岳峙寡俦，以“大品”一词形容，庶几能标出其独特之处。他的大品散文有多种特色。
第一个特色，就篇幅而言，大品散文比一般散文长。
在大品散文里，余光中的笔势、想象有较大——甚至极大——的空间去驰骋;情形有点像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绘《创世纪》，贝多芬作《第五交响曲》。在《逍遥游》的后记里，余光中说过：“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这段言志文字，道出了大品散文的基本特色。
第二个特色是奇特横放、天风海雨式的想象。
提到这一特色，必须先谈他的名篇《鬼雨》。写刚出生的爱子不幸夭逝，感人至深。一般的悼念文章，鲜能把个人的伤痛提升到这样的高度。作者先写爱子的噩耗，次写课堂，再写简单而悲切的葬礼，最后借一封信层层深入，纵论生死间抒发内心的哀痛。以物理世界的标准衡量，文章的空间不算太广;但经作者纵其恣肆的想象，辅以意识流手法，空间(包括心理空间、联想空间)乃大大扩阔而囊括死生，悲怆伤痛也随着加深加厚。《鬼雨》一文，不但有余光中重视的许多优点，诸如“弹性”、“密度”、“质料”;而且收放有度。像《鬼雨》那样的想象幅度，在五四以来的散文中极为罕见。
第三个特色是超卓的写景技巧。
按题材分类，散文有多种：抒情、叙事、咏物、写人、说理、议论、表意、绘景等等(有时候，作者可以按需要把各体交融，在文章里同时抒情、叙事、说理、绘景。)纵观五四以来的散文，作家在抒情、叙事、咏物、写人、说理、议论、表意等领域都有出色的表现。以表意为例，报纸的专栏虽然水平参差，发表意见时倒有颇可观的成绩，至于说理或议论，过去几十年能够在半瓣花上说人情，能够在幽默、讽刺、情趣、理趣间从容逍遥的散文家也不在少数。可是，要在五四以来的散文集里找一篇出色的写景文字(尤其是壮丽的写景文字)，就不容易了。一般的散文作者，面对一座巍峨的大山、一条雄壮的长河、一幅电光煜爚、雷霆滚滚的夜空，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是避重就轻，虚应故事，说眼前的景象“雄伟壮观或美不胜收，非笔墨所能形容”;或者索性躲懒，驱古人的诗词效劳;不躲懒的，即使勉强举笔，也挑不起眼前的奇景、伟景，仿佛屈原、李白、杜甫、苏轼、郦道元、王思任、徐霞客等名家的丹青妙笔再没有传人。
事实呢，当然并非如此，只不过善于写景的作家少而又少罢了。余光中就是十分出色的一位。面对各种景色，余光中都能向读者证明，他手中所握，是擅绘丹青之笔。
像古今出色的作家一样，余光中写景时也会因材施法，以白描、明喻、借喻等技巧把眼前的经验手到擒来。有时候，他更会全方位出击，同时诉诸读者的视、听、嗅、味、触五种感官。《听听那冷雨》一文所用的就是这种手法。读完这篇散文，读者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都会得到高度的满足。区区的一滴雨，无色、无嗅、无味，到了余光中笔下，竟能由平淡化为神奇，“不但可嗅，可观，更可以听”，可以舔，足见作者感觉敏锐，笔触既细且深。
知识扩展：余光中的诗歌简析
怀乡卷：《乡愁四韵》
余光中以《乡愁》一诗闻名海内外，被称为乡愁诗人。本书精选其中近60首，是迄今为止作者乡愁主题诗作的唯一选本。本书共分雪的感觉、 呼唤、 北望、 浪子回头等四辑，大致以作者创作的不同阶段为序，同时体现一定的逻辑内容，反映了作者早期三次赴美、久居台湾、客居香港以及后来不断赴大陆参访等不同怀乡经历与心情，贯穿了作者凡我所在，即为我国的强烈民族认同感。
情爱卷：《相思树下》
余光中爱情诗是其诗歌创作的重要内容，贯穿其创作的各个阶段。本书精选其中60余首，兼顾写作时间顺序和内容编为五辑，前三辑初恋之谜、莲的联想、珍珠项链以时间为序，反映了作者从青年到老年对爱情的不同体验，语境比较具体;后两辑红豆、只有你知道以不同的题材为线索，语境更加超脱。
怀古卷：《翠玉白菜》(待出)
本书选录余光中怀古诗50余首，共分五辑。一辑咏神话，二辑咏古代诗人，三辑咏古代(兼及近代)其他名人，四辑咏文物，五辑为现代怀古，为生活中触景生情所发。作者也有外国背景的上述题材作品，考虑与其他各卷的协调，选诗以我国题材为限，集中反映了作者对我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切孺慕。
风物卷：《你是那虹》(待出)
所谓风物，一指风光景物，二指风俗物产。本书选录余光中该题材诗歌共90首，分为四辑。一辑写山水风景，二辑写花果草木，三辑写时令气象，四辑写生活器物，其中有些组诗兼有不同类别则依其主要内容归类。一、二两辑主要以台湾风物为主，因大陆部分在怀乡卷中已有收录，故以此彰显地方特色。
余光中的诗意口才
余光中是著名学者与作家。许多名篇在大学校园内外广为传诵。然而，余光中的睿智不光表现在他的书面语言之中。口头语言同样出众。他妙语连珠，出口成章，展示了自己的多种才华。
善待母语
“中华文化是一个圆，圆心无处不在，圆周无处可寻，而母语就是这个团的半径，半径有多大圆就有多大。在英语逐渐强势的今天，我们更应善待母语。”
2022年7月香港会展中心，著名学者、诗人余光中作了题为《如何善待母语》的演讲。
深色西装、红色领带，衬着如雪白发，使余光中更显儒雅。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余光中思路清晰，妙语连珠，古今中外的诗词歌赋信手拈来，尽显学贯中西的大家风范。
“台湾人的方言是闽南话，香港人的方言是粤语。今天我们能在论坛上毫无障碍地交流，应该感谢我们拥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我们称之为国语、普通话或者华语，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母语。”
精通英语、多次在海外讲学的余光中认为，世界各种语言正呈现相互吸收、融合的趋势。但是中文始终是最丰富、最优美的语言，尤其是文言文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也许今天已经没有人讲文言文了，但是文言文仍以成语的方式保存了下来。
“其实我们写作、讲话都离不开成语。‘地久天长’、‘千山万水’、‘争先恐后’，简简单单四个字却表达出无限丰富的含义，而且平仄协调，尽显中文简洁、对仗、铿锵之美。”
曾经写下许多优美诗句的余光中承认，熟练应用母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余光中为自己的写作定下了规矩：“白以为常，文以应变，俚以求真，西以求新。”演讲结束，余光中带领台下的观众齐声诵读了他的诗作《民歌》和《乡愁》。当有人问他《乡愁》有没有下文时，年近八旬的诗人幽幽道出：“而未来，乡愁是一道长长的桥梁，我来这头。你去那头。”
笑话化解尴尬
常言道，一句话说得人哭，一句话说得人笑，可见说什么话，怎么说话，里面大有学问。余光中就有这样的本事，遇到尴尬的场面，他轻松地说上几句，马上活跃了气氛。他说的话，并不是一般的应景之词，琢磨起来还带有很浓的文化意味。说者似乎随意，听者喜笑颜开。
有一次，余光中应邀参加一个文艺奖的颁奖活动，他担任了召集人的重要角色，在场的都是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新闻媒体记者。主持人请余光中上台讲话时，他走到给他预备的麦克风前，却发现一只巨型的花篮挡在面前。余光中个子不高，台下观众只见花篮不见人，场面着实有些尴尬。工作人员一看不妙，忙上台把花篮移走。显然，这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插曲。
眼见场内观众哗然，余光中撇开讲稿，从容地加了段开场白。他幽默地说：“‘人面不知何处去’，有唐诗为证。我就从崔护的`名句开始吧。”全场笑声响起，随即掌声一片，高度紧张的工作人员放下心来。
余光中著作等身，名扬两岸。他把他的诗作、散文、评论、翻译称为自己“生命的四度空间”。青年与中年的勤奋耕耘，使余光中晚年进入辉煌的巅峰。他的领奖词与众不同，“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让人耳目一新。曾有一次，在台湾一项重要文艺大奖中，获奖者大都是黑头发的晚辈，只有余光中白发染霜，年届花甲，非常醒目。余光中在致词中，不是志得意满，也不过分谦虚，而是风趣地说：“一个人年轻时得奖，应该跟老头子一同得，表示他已经成名;但年老时得奖，就应该跟小伙子一同得，表示他尚未落伍。”这两句话是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的，充满诗意，而又充满哲理，自然引得满堂喝彩。
将人家的话“翻新”
余光中的文学成就是以中文为载体的，在中国当代文学，的长廊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很多人都以为余光中是在中文系教书的，其实不然，他告诉媒体记者：“实际上，我在大学读书是读外文系的，我在大学教书也一直在外文系，教英美文学。我跟朋友说，我白天教的是英文，晚上写的是中文。”
当初，余光中虽然写诗开始有了名气，但他长期从事外文教学，而且在美国留学深造，有人评论说，他和一批在海外的作家是“浪子”，意思是离开家园而缺乏根基的人。关于这个比喻，余光中不赞成，但他不是简单地否定，或者表示出反感，而是沿着别人的思路，加入了新的含义。“有人曾说我是‘浪子’，其实我是‘回头的浪子’。”
余光中把别人的评价先“拿来”，再发挥开去：“虽然我读的外文系，教的外文系，但我不过是从西洋文学中学习，作为一种手段，目的是把西方‘冶金术’拿来，发掘东方宝藏。我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中国的新文学努力。当然，多认识西方，对我的写作还是有帮助的。用一种象征的说法来看，无论是留学西方，还是学西方的文学文化都算浪子，很多人浪子一去就不回头了，完全模仿西方。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东方来。做‘回头的浪子’。另一方面你专作孝子，守住传统，一成不变，然而孝子能不能光天门楣也很难说。所以我当时的一个说法，‘浪子回头’，大概是比较可行的一条路。”余光中巧妙地避开“浪子”这个词的批评内涵，也就避开了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
余光中不光谈诗论艺显得机敏和智慧，他在生活中也是个有趣的人，别人说过的话俗不可耐，但他接过话题，又能推陈出新。他在高雄中山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研究所所长，学生们非常喜爱听他的课，虽然他在课堂讲课时要求很严，下了课却与学生之间很融洽，时常开玩笑。
也许是因为余光中有四个女儿的缘故。女生最不怕他。每年的重阳节，是余光中的生日，会有许多分散在台湾各地的学生，相约赶来母校，为老师祝寿。他则开玩笑说：“不要以为毕业离校，老师就没用了。写介绍信啦。作证婚人啦，为宝宝取名字啦，‘售后服务’还多着呢!”
“售后服务”，这个实在太俗的用语，从余光中嘴中说出来，变成了非常贴切的比喻，让女生们笑成一团。她们从老师的“引用”中，也感受到了希望她们一生平安、家庭幸福美满的良好祝愿。
信手拈来诗意
余光中是诗人，他的诗心勃发，铸成铅字印在刊物、诗集和文选里：也星星点点，闪亮在他的平常岁月之中。在他赴南京参加“余光中创作研讨会”时，一次晚宴上新朋老友欢聚，读诗的，唱歌的，气氛十分热烈。主持人希望余光中也出一个节目。他不推辞，站起身说了一个“掌故”：那年台湾作家郑愁予获得了文艺奖，请朋友吃饭。菜单是横排而分行的，郑愁予感叹道：“菜单如诗歌!”在座的余光中应声作答：“账单如散文!”这两句话正像上联对下联，风马牛不相及却相映成趣，客人都是文学圈里人，听得懂其中的弦外之音，自然是哈哈大笑，觉得有趣。余光中接着说：“回来我觉得还有诗意，加了几句，写成《食客之歌》：如果菜单像诗歌/那么账单如散文/稿费吝啬像小费/呕吐吧/文学批评/是食物中毒”
余光中在南京“全诗发表”，与诗有关，又与作家生存有关，其中的诗意超越了海峡两岸的阻隔，激起了文化人的共鸣。
领略了余光中妙趣横生的口才后，就不难理解他的许多诗作之所以浑然天成、不事雕凿，就因为来自生活，诗意仿佛是顺手拈来。余光中喜欢“漂水花”，任何一块石片在他手指一挥间，就能在水面上蹦蹦跳跳，飞走很远。他写了首《漂水花》：“出手要快/脱手要平稳而飞旋/进去的角度/要紧贴而切入/才能叫这片顽石/入水为鱼/出水为鸟……”朗朗上口，深入浅出，这是他写的诗呢，还是他说的话呢?似乎很难分清。
诗人余光中的诗意口才
余光中是著名学者与作家。许多名篇在大学校园内外广为传诵。然而，余光中的睿智不光表现在他的书面语言之中。口头语言同样出众。他妙语连珠，出口成章，展示了自己的多种才华。
善待母语
“中华文化是一个圆，圆心无处不在，圆周无处可寻，而母语就是这个团的半径，半径有多大圆就有多大。在英语逐渐强势的今天，我们更应善待母语。”
2022年7月香港会展中心，著名学者、诗人余光中作了题为《如何善待母语》的演讲。
深色西装、红色领带，衬着如雪白发，使余光中更显儒雅。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余光中思路清晰，妙语连珠，古今中外的诗词歌赋信手拈来，尽显学贯中西的大家风范。
“台湾人的方言是闽南话，香港人的方言是粤语。今天我们能在论坛上毫无障碍地交流，应该感谢我们拥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我们称之为国语、普通话或者华语，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母语。”
精通英语、多次在海外讲学的余光中认为，世界各种语言正呈现相互吸收、融合的趋势。但是中文始终是最丰富、最优美的语言，尤其是文言文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也许今天已经没有人讲文言文了，但是文言文仍以成语的方式保存了下来。
“其实我们写作、讲话都离不开成语。‘地久天长’、‘千山万水’、‘争先恐后’，简简单单四个字却表达出无限丰富的含义，而且平仄协调，尽显中文简洁、对仗、铿锵之美。”
曾经写下许多优美诗句的余光中承认，熟练应用母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余光中为自己的写作定下了规矩：“白以为常，文以应变，俚以求真，西以求新。”演讲结束，余光中带领台下的观众齐声诵读了他的诗作《民歌》和《乡愁》。当有人问他《乡愁》有没有下文时，年近八旬的诗人幽幽道出：“而未来，乡愁是一道长长的桥梁，我来这头。你去那头。”
笑话化解尴尬
常言道，一句话说得人哭，一句话说得人笑，可见说什么话，怎么说话，里面大有学问。余光中就有这样的本事，遇到尴尬的'场面，他轻松地说上几句，马上活跃了气氛。他说的话，并不是一般的应景之词，琢磨起来还带有很浓的文化意味。说者似乎随意，听者喜笑颜开。
有一次，余光中应邀参加一个文艺奖的颁奖活动，他担任了召集人的重要角色，在场的都是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新闻媒体记者。主持人请余光中上台讲话时，他走到给他预备的麦克风前，却发现一只巨型的花篮挡在面前。余光中个子不高，台下观众只见花篮不见人，场面着实有些尴尬。工作人员一看不妙，忙上台把花篮移走。显然，这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插曲。
眼见场内观众哗然，余光中撇开讲稿，从容地加了段开场白。他幽默地说：“‘人面不知何处去’，有唐诗为证。我就从崔护的名句开始吧。”全场笑声响起，随即掌声一片，高度紧张的工作人员放下心来。
余光中著作等身，名扬两岸。他把他的诗作、散文、评论、翻译称为自己“生命的四度空间”。青年与中年的勤奋耕耘，使余光中晚年进入辉煌的巅峰。他的领奖词与众不同，“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让人耳目一新。曾有一次，在台湾一项重要文艺大奖中，获奖者大都是黑头发的晚辈，只有余光中白发染霜，年届花甲，非常醒目。余光中在致词中，不是志得意满，也不过分谦虚，而是风趣地说：“一个人年轻时得奖，应该跟老头子一同得，表示他已经成名;但年老时得奖，就应该跟小伙子一同得，表示他尚未落伍。”这两句话是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的，充满诗意，而又充满哲理，自然引得满堂喝彩。
将人家的话“翻新”
余光中的文学成就是以中文为载体的，在中国当代文学，的长廊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很多人都以为余光中是在中文系教书的，其实不然，他告诉媒体记者：“实际上，我在大学读书是读外文系的，我在大学教书也一直在外文系，教英美文学。我跟朋友说，我白天教的是英文，晚上写的是中文。”
当初，余光中虽然写诗开始有了名气，但他长期从事外文教学，而且在美国留学深造，有人评论说，他和一批在海外的作家是“浪子”，意思是离开家园而缺乏根基的人。关于这个比喻，余光中不赞成，但他不是简单地否定，或者表示出反感，而是沿着别人的思路，加入了新的含义。“有人曾说我是‘浪子’，其实我是‘回头的浪子’。”
余光中把别人的评价先“拿来”，再发挥开去：“虽然我读的外文系，教的外文系，但我不过是从西洋文学中学习，作为一种手段，目的是把西方‘冶金术’拿来，发掘东方宝藏。我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中国的新文学努力。当然，多认识西方，对我的写作还是有帮助的。用一种象征的说法来看，无论是留学西方，还是学西方的文学文化都算浪子，很多人浪子一去就不回头了，完全模仿西方。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东方来。做‘回头的浪子’。另一方面你专作孝子，守住传统，一成不变，然而孝子能不能光天门楣也很难说。所以我当时的一个说法，‘浪子回头’，大概是比较可行的一条路。”余光中巧妙地避开“浪子”这个词的批评内涵，也就避开了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
余光中不光谈诗论艺显得机敏和智慧，他在生活中也是个有趣的人，别人说过的话俗不可耐，但他接过话题，又能推陈出新。他在高雄中山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研究所所长，学生们非常喜爱听他的课，虽然他在课堂讲课时要求很严，下了课却与学生之间很融洽，时常开玩笑。
也许是因为余光中有四个女儿的缘故。女生最不怕他。每年的重阳节，是余光中的生日，会有许多分散在台湾各地的学生，相约赶来母校，为老师祝寿。他则开玩笑说：“不要以为毕业离校，老师就没用了。写介绍信啦。作证婚人啦，为宝宝取名字啦，‘售后服务’还多着呢!”
“售后服务”，这个实在太俗的用语，从余光中嘴中说出来，变成了非常贴切的比喻，让女生们笑成一团。她们从老师的“引用”中，也感受到了希望她们一生平安、家庭幸福美满的良好祝愿。
信手拈来诗意
余光中是诗人，他的诗心勃发，铸成铅字印在刊物、诗集和文选里：也星星点点，闪亮在他的平常岁月之中。在他赴南京参加“余光中创作研讨会”时，一次晚宴上新朋老友欢聚，读诗的，唱歌的，气氛十分热烈。主持人希望余光中也出一个节目。他不推辞，站起身说了一个“掌故”：那年台湾作家郑愁予获得了文艺奖，请朋友吃饭。菜单是横排而分行的，郑愁予感叹道：“菜单如诗歌!”在座的余光中应声作答：“账单如散文!”这两句话正像上联对下联，风马牛不相及却相映成趣，客人都是文学圈里人，听得懂其中的弦外之音，自然是哈哈大笑，觉得有趣。余光中接着说：“回来我觉得还有诗意，加了几句，写成《食客之歌》：如果菜单像诗歌/那么账单如散文/稿费吝啬像小费/呕吐吧/文学批评/是食物中毒”
余光中在南京“全诗发表”，与诗有关，又与作家生存有关，其中的诗意超越了海峡两岸的阻隔，激起了文化人的共鸣。
领略了余光中妙趣横生的口才后，就不难理解他的许多诗作之所以浑然天成、不事雕凿，就因为来自生活，诗意仿佛是顺手拈来。余光中喜欢“漂水花”，任何一块石片在他手指一挥间，就能在水面上蹦蹦跳跳，飞走很远。他写了首《漂水花》：“出手要快/脱手要平稳而飞旋/进去的角度/要紧贴而切入/才能叫这片顽石/入水为鱼/出水为鸟……”朗朗上口，深入浅出，这是他写的诗呢，还是他说的话呢?似乎很难分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