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周易》阴阳观
《周易》阴阳观不仅对苏轼的处世态度、性格修养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他文艺创作中的审美追求也产生了极大启示。
阴阳观是《周易》中的重要哲学思想，学界对此已做过许多论述。要言之，阴阳观的核心精神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系辞上》)。“‘一阴一阳’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阴阳之间的对待，二是指阴阳之间的流行，天地人物，莫不有阴阳，莫不受一阴一阳的支配，因而易道就是通贯天地人物的总的规律。”宇宙万物只有遵循这种既互相对立又相互转化的规律运行才能获得顺畅完美的发展。否则，则可能引起各种祸乱。
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周易》认为整个世界是以‘一阴一阳’为始基的一个相反相成的有机统一体。在《周易》看来，只有在互相反对的双方贯通、联结、合作、平衡、统一的情况下，事物才可能得到顺利地发展”，“只有这种平衡统一才能给世界带来安宁和快乐。相反，平衡统一的破坏必然要引起各种祸乱。”终生服膺易学且有易学专著传世的苏轼对这一哲学思想深所认同，在自己的处世态度、性格修养、审美追求等方面自觉加以实践运用。可以说，这一观念是成就他人生、文艺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
一、苏轼的处世态度与《周易》阴阳观
依据儒家的观点，“君子”与“小人”之间似乎应泾渭分明、势不两立，但《周易》哲学则主张“君子”与“小人”之间应彼此接纳、和谐共处。总的说来，苏轼尽管对小人嫉恶如仇，但其处世态度却更多地汲取了《周易》哲学的处世智慧。
《周易》“阴”、“阳”两个范畴应用于社会伦理领域中时，其象征意蕴之一即“君子”与“小人”。从卦、爻辞中可以明显看出，《周易》有推崇君子、贬斥小人的倾向。如《师・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其《象》日：“‘小人勿用’，必乱邦也。”言开国承家，需用君子，勿用小人;若用小人，必乱邦国。又如《既济・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说明使国家中兴，……只有具备文明之德、刚武之威的殷高宗那样的人才能担此重任。……不要任用小人，若任用小人，国家不但不能既济，反而会更加丧乱”，等等。总而言之，凡是有关开国承家、治国安邦、外交征伐等重大事情，《周易》主张重用君子、勿用小人。
但这并不是说小人就应该被憎恶弃绝、不予重视。作为阴阳象征意蕴之一的君子与小人之间同样应遵循“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一宇宙规律。因此，《周易》尽管更看重君子，但并不忽视小人，而是强调两者应彼此包容、和谐相处。如《遁・象》：“……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遁卦象征退避。君子应当远避小人，不显露憎恶之情但应俨然矜庄。余敦康先生阐发日：
由于君子与小人共同生活于社会的统一体中，鱼龙混杂，不可分离，所谓遁世，并不意味着弃绝小人而离群索居，退隐山林，……而是指一种如何在乱世正确处理与小人的关系明哲保身的行为方式。因此，在小人得势的社会。君子应当采取明智的做法避免小人的迫害，但也不必憎恶小人，断然拒绝与小人交往，只是在这种交往过程中，保持严肃的态度
可见，《周易》对待小人的态度相当通达。又如《睽・初九》：“……见恶人，无咎。”为什么接见恶人反倒没有咎害呢?孔颖达疏日：“若标显自异，不能和光同尘，则必为恶人所害”，余敦康先生日：
对于作为对立面的恶人，要有一个全面的观点，做到异中求同，不可偏狭固执，采取排斥拒绝的态度，而要主动接纳，扩大交往，因为只有通过交往的过程，才能捐弃前嫌，达到谅解，避免因矛盾激化而产生的咎害。
为避免矛盾激化而产生不堪设想的祸害。君子与小人均不可偏狭固执、相互排斥，而应求同存异、彼此接纳。所谓“保合大和，乃利贞”(《乾・彖》)也，宇宙只有维持至为和谐的状态，才有利于万物的正常运作。正如刘纲纪先生所说：
《周易》认为美在生命之中，生命即美，而这种美的最高表现即是“大和”。因为只有在“大和”的状态下。生命才能获得最顺畅、最理想的发展。……以“大和”为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只以生命合规律的、和谐的发展为美，而且以各不相同的个体生命都能共同和谐发展为美，以整个大自然和人类全体生命的兴旺发达为美。
既然生命只有在“大和”状态下才能获得最理想的发展，而“大和”不仅包括个体、更包括整个大自然和全体人类的共同和谐发展;那么。君子与小人的和谐相处也就是宇宙规律的必然要求了。《周易》中所蕴含的这些思想对苏轼的处世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秉承儒家孔孟思想传统的熏陶，苏轼自小养成了刚直不阿的君子人格，对损人利己的小人嫉恶如仇。但在深入研治《周易》的过程中受阴阳观启示也洞悟到：君子与小人两种势力只有平衡和谐，且君子占据主导地位，才有利于社会的安泰稳定、个体的顺畅发展。这种认识最集中地体现在他对“泰”卦的阐释中：
“泰”而后为“大壮”，“大壮”而后为“�”。“泰之”世，不若“大壮”与“夹”之世，小人愈衰而君子愈盛也。然而圣人独安夫“泰”者。以为世之小人不可胜尽，必欲迫而退之，使之穷而无归，其势必至于争，争则胜负之势未有决焉，故独安夫“泰”，使君子居中，常制其命;而小人在外，不为无措，然后君子之患无由而起。此“泰”之所以为最安也。
泰卦只有三阳爻，而大壮卦与央卦分别有四、五阳爻，象征君子愈盛而小人愈衰。依常理，“泰”之世不若“大壮”与“央”之世。但在《周易》中，“泰”却象征最安泰稳定之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周易》看来，世上的小人是不可穷尽的，若必欲逼迫驱逐之，使之走投无路，必将激起小人的致死反抗，两者争斗则胜负难料。而泰卦是三阳爻居内，象征君子占据主导地位掌握着控制权;三阴爻居外，象征小人拥有安身立命之地，不会因无所措手足而铤而走险，这样祸患便无由而起。这就是泰卦之所以象征最安定的原因。其《罪言》一文也表达了类似思想：
万夫之望，万夫所依，匪才尚之，而量包之。……宁我容汝，岂汝不可，神之听之，终和而同乎?……疾恶过义，美恶易位;矫枉过直，美恶同则。……乃阴乃阳，神理所藏;一弛一张，人道之常。
在苏轼看来。能成为众人所望所依的人并不在于才华超群绝伦，而在于具有包容众人的宏大气量。从终极观点看，众人其实是相济相成、殊途同归的，根本没必要相互敌对、排挤。正像“疾恶”、“矫枉”若超过一定限度，就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一样，宇宙万物只有保持均衡和谐的关系，才有利于各自的完美发展。因此，君子与小人彼此包容、和谐共处实乃理之当然。
另外，苏轼还深切体悟到，小人的'存在对君子的发展来说与其说是一种阻力，不如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促进力。如苏轼解大过卦彖辞日：
《易》之所贵者，贵乎阳之能御阴，不贵乎阳之陵阴而蔑之也。人徒知夫阴之过乎阳之为祸也，岂知夫阳之过乎阴之不为福也哉!立阴以养阳也，立臣以卫君也，阴衰则阳失其养，臣弱则君弃其卫。
《周易》所贵尚的是阳能控驭阴，而不是凌驾于阴而忽略之。人们一般只知道阴的势力过
盛会带来祸害，却不知道阳的势力过盛也不为福祥。因为设立阴是用以奉养阳的，设立臣是用以护卫君的，“阴衰则阳失其养，臣弱则君弃其卫”。这种见解在苏轼对《无妄・九五・象》“无妄之药，不可试也”的阐释中也表达过：
善为天下者不求其必然，求其必然乃至于尽丧。无妄者驱人而内之正也，君子之于“正”，亦全其大而已矣。全其大有道，不必乎其小，而其大斯全矣。……“无妄”之世而有疾焉，是大正之世而未免乎小不正也，天下之有小不正，是养其大正也，乌可药哉!以“无妄”为药，是以至正而毒天下，天下其谁安之?故日：“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真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会以一种尺度去苛求芸芸众生，若这样去要求必将尽丧天下。无妄卦象征不妄为，所有人都应遵循正道而行;但君子对于“正”有一个标准――“全其大而已”，保全大节即可，不必苛求于细枝末节。无妄之世有疾，象征在“大正之世而未免乎小不正”，而这些“小不正”是用来养“大正”的，因此无须药疗。若以“不妄为”为药来疗治这些“小不正”，则是以“至正”荼毒天下，天下必将永无宁日。所以说“无妄之药，不可试也。”这里的“大正”、“小不正”其实就是阳与阴、君子与小人的另一种指称而已，其所表达的宗旨仍是强调阴的存在对于阳是有利的，不可除去。
正因有以上洞见，所以在面对小人们的攻击诋毁时，苏轼依然能保持乐观旷达的处世态度。如《韩退之孟郊墓铭云以昌其诗……》：
慎勿怨谤谗，乃我得道资。淤泥生莲花，粪壤出菌芝。赖此善知识，使我枯生荑。
从辩证的角度看，小人的谤谗正是激发自己探讨宇宙之谜、参悟人生大道的资源。就像淤泥里生出洁净的莲花，粪壤中长出肥嫩的菌芝一样，负面因素往往是促成正面事功的必要基础。这种辩证思维可说是苏轼无论何时都能保持乐观旷达处世态度的主要心理调节机制之一。
二、苏轼的性格修养与《周易》阴阳观
苏轼是一个善于学以致用的智者，当他以《周易》阴阳观反照自身时，便找到了导致自己屡遭祸患的内在原因一胜格缺陷。
苏轼天性刚褊率直、是非分明，这种性格给他招来了无尽的祸患。所谓“受性刚褊，黑白太明，难以处众”。他与洛党结怨便导源于此。“臣与贾易本无嫌怨，只因臣素疾程颐之奸，形于言色，此臣刚褊之罪也。而贾易，颐之死党，专欲与颐报怨。”可见，苏轼与程颐、贾易等洛党人士结怨并非为了什么重大事情，仅仅是由于他刚直偏激的性格所致。苏轼晚年被贬海南遇赦北归时曾总结说：“伏念臣才不逮人，性多忤物。刚褊自用，可谓小忠;猖狂妄行，乃蹈大难。皆臣自取，不敢怨尤。”在遭受了7年濒临死地的贬谪之后，苏轼没有一句怨天尤人之言，而把这一切归咎于自己“性多忤物”、“刚褊自用”、“猖狂妄行”的性格之失。可以想见，这种刚褊之性给他的身心带来了多么沉痛的伤害。
正因有这种痛楚体验，所以苏轼对“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理深蕴就体悟得更加透彻。如其解《贲卦》彖辞曰：“刚不得柔以济之，则不能‘亨’;柔不附刚，则不能有所往，故柔之‘文刚’，刚者所以‘亨’也;刚之‘文柔’，柔者所以利往也。”刚若没有柔的相济，就不能亨通;柔若不附着于刚，则不能有所前往。只有刚柔相济，刚才能得以亨通，柔才能有所前往。同理，只有遵奉阴阳刚柔相济相成之道，天下之人才能成为有用之材，天下之道才能成为可行之道：
阴不得阳，则终不得�而成也;……阳不得阴，则无所附而见也。五行皆然，莫不生于阴阳之相加;……苟不相加，则虽有阴阳之资而无五行之用。夫易亦然，人固有是材也，而浑沌朴鄙不入于器;易则开而成之，然后可得而用也。天下各治其道术自以为至矣，而支离专固不适于中;易以其道被之，然后可得而行也。是故乾刚而不折，坤柔而不屈，八卦皆有成德而不窳;不然，则天下之物皆弃材也，天下之道皆弃术也。
“独阳不能自生，独阴不能自成，是必阴阳相须，然后可以生成万物。”不管是人还是道术，都必须经过“一阴一阳”之易道的陶冶、整合，才可成为有用之材、可行之道;否则，“天下之物皆弃材也，天下之道皆弃术也”。易言之，阴阳刚柔相济，是成就人才、推行道术的必备前提。这种观念苏轼在《叶嘉传》、《谢制科启二首》之二、《谢王内翰启》等文中也表露过，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在这种认识启示下，在对“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历史事实的观照下，在对自己屡遭祸患根由的反省中，苏轼醒悟到，必须对自己的刚褊性格加以修正。如《子由自南都来陈三日而别》：
别来未一年，落尽骄气浮。……至言虽久服，放心不自收。……纳之忧患场，磨以百日愁。冥顽虽难化，镌发亦已周。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
此诗是元丰三年(1080年)苏轼刚从狱中出来、苏辙来看望他时写的。苏轼前因激烈反对新法而被新党诬陷入狱。经过近半年牢狱生活的摧折、磨炼，苏轼认识到灾祸的引起主要源于自己那骄狂浮躁、冥顽偏执的个性;因此决心要把平时那种种骄狂之气、刚褊之性消磨掉。此种悔改意识在《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之一及《与叶进叔书》等诗文中也透露过，应是他的肺腑之言。因自己深受性格刚褊之祸，所以，苏轼谆谆告诫晚辈们性格一定要修炼得宽和平易些。如《龙尾石砚寄犹子远》：“伟节何须怒。宽饶要少和。吾衰此无用，寄与小东坡。”此诗是绍圣二年(1095年)苏轼60岁时写的。“伟节”指东汉末年的贾彪，“彪兄弟三人……而彪最优，故天下称日‘贾氏三虎，伟节最怒’。”“宽饶”指西汉的盖宽饶，“宽饶自以行清能高，有益于国，而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数上疏谏争。太子庶子王生高宽饶节，而非其如此，予书……宽饶不纳其言”，后竟被害。与其说苏轼在劝诫为人类己的侄子“小东坡”性格要和顺些，毋宁说是在警戒自己。我们从苏轼的两则杂记中即可证实此点。如《刘沈认屐》：
刘凝之为人认所著履，即与之。此人后得所失履，送还，不肯复取。沈麟士亦为邻人认所著履，麟士笑日：“是卿履耶?”即与之。邻人得所失履，送还之，麟士日：“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虽小节，然人处世，当如麟士，不当如凝之也。
《戴安道不及阮千里》：
阮千里善弹琴，人闻其能，多往求听。不问贵贱长幼，皆为弹之，神气冲和，不知何人所在。……识者叹其恬澹，不可荣辱。戴安道亦善鼓琴，武陵王唏使人召之。安道对使者破琴日：“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余以谓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达。
从苏轼鲜明的褒贬态度“人处世，当如麟士。不当如凝之”、“安道之介，不如千里之达”中，即可看出苏轼对宽容通达、冲和恬淡性格的追慕之情。实际上，苏轼在有生之年的确也修炼到了这种境界。据《说郛》载：“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子由诲少许可，尝戒子瞻择友，子瞻日：眼前见天下无一个
不好人。”正可作为他宽和通达性情的最佳注脚。
三、苏轼的审美追求与《周易》阴阳观
《周易》阴阳观不仅对苏轼的处世态度、性格修养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他文艺创作中的审美追求也产生了极大启示。
就苏轼的秉性来说，他更推崇富有气势力量的刚健之美，而不太欣赏娇弱无力的阴柔之美。这种审美观其《黄州春日杂书四绝》之二中即可看出：
中州腊尽春犹浅，只有梅花最可怜。坐遣牡丹成俗物，丰肌弱骨不成妍。
在苏轼眼中，只有那傲骨凌雪、不畏严寒的梅花最值得爱怜;而那骨骼柔弱、肌肤丰腴的牡丹则俗不可耐。这种审美倾向在其诗文中也多有流露：“六郎亦不废学……作文极峻壮，有家法”，“笔力奇健，深增叹服”，“诗笔计益老健，或借得数首一观”，“大篇璀璨，健论抑扬，盖自去中州，未始得此胜侣也”等等。刚健之美在苏轼心中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然而，苏轼毕竟是一位深得文艺创作三昧，且有深厚哲学理论素养的大家。尽管他更欣赏刚健之美，但在《周易》阴阳观的启示下也透悟到：文艺创作要想取得最佳审美效果，必须把各种对立元素浑融无间地统一于一体，而不能偏于一端。所谓“文生于相错，若阴阳之专一，岂有文哉”，凡能给人以美感的文采。必是各种元素相互交错而成;若只有一种元素，岂有文采可言?所谓“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是也。这种审美观念最典型地体现在苏轼的《和子由论书》中：
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体势本阔略，结束入细么。……吾闻古书法，守骏莫如跛。
在苏轼看来，只要通晓书法之意，既使不学书法技巧也可以。那么，书法之“意”是什么呢?“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端庄之中夹杂流丽的笔法，刚健之中蕴含婀娜多姿的形态;即把对立因素和谐完美地统一于一体。“体势本阔略，结束入细么”、“守骏莫如跛”等正是这一审美观念的具体运用。这种观念在苏轼文中多有表述，又如《跋王晋卿所藏莲华经》：“凡世之所贵，必贵其难。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严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书砚》：“砚之发墨者必费笔，不费笔则退墨。二德难兼，非独砚也。大字难结密，小字常局促;真书患不放，草书苦无法;……万事无不然。”世间万事万物大都是“二德难兼”，文艺创作也不例外，但若把“二德”完美地兼容起来则必为至品。
这种富于辩证色彩的审美观念可说是苏轼评价文艺作品的最高尺度。在这种尺度衡量下，古今诗人中符合他标准的就屈指可数了。如《与子由六首》之五：
……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
苏轼平生唯一喜好的诗人就是陶渊明，景慕之至，竟写了一百零九首“和陶诗”。陶诗究竟有什么魅力令苏轼如此心仪呢?“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连“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都不能企及的陶诗的特点是：诗歌外表质朴而内涵绮丽，表面清瘦而内蕴丰腴。“质”与“绮”、“癯”与“腴”这两对看似矛盾的审美风格达到了完美统一。又如《评韩柳诗》：“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枯”与“膏”、“淡”与“美”实即“质”与“绮”、“癯”与“腴”的另一种表达而已。“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其实也正是苏轼自己文艺创作的审美追求。如他曾教导侄子云：
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只书字亦然，善思吾言。
照苏轼看来，无论是学写文章还是学习书法，尽管最高的追求是平淡，但少小时应使气象峥嵘，采色绚烂，等到年老手熟后才能达到平淡境界。但这种平淡不是浅薄的平淡，而是“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平淡。苏轼的文艺创作确已达到了这种境界，明代茅维曾予高度评价：
盖长公之文，……若无意而意合，若无法而法随，其亢不迫，其隐无讳，淡而腴，浅而蓄，奇不诡于正，激不乖于和，虚者有实功，泛者有专诣，殆无位而摅隆中之抱，无史而毕龙门之长，至乃羁愁濒死之际，而居然乐香山之适，享黔娄之康，偕柴桑之隐也者，岂文士能乎哉!
茅维几乎把文章中可能出现的对立元素都列出来了，但苏轼的文章却把这些看似不能兼容的因素都恰到好处地统一到了一起。若没有深厚的理论认识，没有自觉的审美追求，能达到这种境界吗?可以说，苏轼的各类文艺创作之所以都能达到千古独步的境界，与他精湛的哲学理论素养及对这些理论融会贯通的运用有密切关系。
《周易》的处事价值观
《周易》是一部神奇的、包容一切的万世经典，为群经之首。
《周易》既非卜筮书，又非史书，而是世界上产生的最早的一部天、地、人、时“四维一时”的哲学经典著作，这一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是中华先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对万事万物不断进行观察、认识、研究、积累、总结而形成的一种高度智慧的结晶。而人在这个世界上会遇到各种不同的处境，要处理这些不同的事物，如何处理这些事物以及如何把这些事物处理得更好，《周易》中蕴涵着的处世态度为我们为人处世提供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尤其是果断、谨慎、随机应变的态度，同时也为我们平时的学习、生活以及进入社会中如何更好地处事提供了参考，使得我们从先人的思想精华中为我们更好地进步奠定基础。
一、果断和谨慎是《周易》处理一切事物的先决条件
果断和谨慎是分不开的，离开谨慎谈果断是鲁莽，而离开果断的谨慎也是无能的，读《周易》使得我们感到自始至终的警钟长鸣。《周易》中的第一卦乾卦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谨慎的精神。《乾》卦：“潜龙勿用，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或跃在渊，无咎，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亢龙有悔，见群龙无首，吉”。第一爻：“潜龙勿用”，原因就是这个阶段的龙是潜伏状态等待时机，而在等待时机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努力地完善自己，使自己所学的知识更加扎实，所做的工作更加完美，等待时机，切忌轻举妄动。到九二爻，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变化，环境在发生变化，个人在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在做好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要善于抓住环境的变化，即事物形态的变化，对于将要有上升空间的机会，我们要懂得不再潜伏在水中，而是果断地跳出水面，表现好自己最出色的一面，同时对于提拔自己的“大人”要勇于感恩，尽心尽力地做好大人交给的第一件差事，以及将来的每件差事。犹如诸葛亮出山之后的，指挥火烧博望坡的那一仗。这一仗虽小，但对于诸葛亮在其戎马一生中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怎么样对待这件事呢?爻辞讲得很清楚，“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既要果决，又要谨慎。第四爻位较为放松，到第五爻位，再须谨慎，即使是我们取得的成就很高了，没有在前进的余地了我们也不能失去谨慎的精神，因为很多事情都是自己的一失足而造成不理想的结果。整个乾卦，从初爻到上九乃至用九，回响的就是号角与警钟，令人感奋不已!
《周易》中《履》卦：“履虎尾，不人，亨”，该卦辞比较集中地谈风险意识。人字虽简单，但是我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要面对世界许多的是非曲直，在面临世界的许多是非曲折的时候我们就要培养自己的风险意识，为这种风险作一定的基础。当然人们不支持为了躲避风险而不去奋斗，整日碌碌无为，同时也不支持为了做成一件事而冒很大的风险，我们要锻炼自己遇到事情的判断风险大小的能力，以及面对这样的风险我们要采取果断的措施，谨慎地作好每一步规划，而不是鲁莽地去冒险，这都是非常不英明的做法。一个人要成功没有果断的处事能力和谨慎的精神和习惯是很难成就大业的。同时我们要从成功人士中得出一些经验，风险意识、果断和谨慎的处事能力是成功者的.必备要素之一。就比如：在战争中两军相对，战局风云莫测，能够胜利者大部分是因为将帅果断和谨慎，在日常工作学习中，有将相之才的人，都会临危不惧，处事果断和敢于承受风险。不过，果断和谨慎又必须以科学的分析作为基础，这样才会获胜，否则就是失败。如果离开科学的分析判断，果断就是鲁莽，谨慎就是胆怯。
《履》卦上乾下兑，卦中唯六三爻是阴爻，其他全是阳爻。六三爻是成卦之主，它可以说是处在群阳的包围之中，《彖传》曰：“履，柔履刚也。”履，踩的意思，一柔踩在五刚之上，局势是危险的，卦辞曰：“履虎尾，不人，亨。”“履虎尾”形象地说明了局势的危险，但何以老虎没有被激怒，没有去吃人呢?原因是势单力薄的六三爻巧妙地借刚护柔。一方面，六三爻与上九爻相应，可以借上九的力量给予帮助，另一方面，它又“承”九四爻，可以得到九四的庇护，当然，“承”九二，是有些不利的，但有利的因素比不利的因素要大，因而虽“履虎尾”，但无害。就字义来说，“履”通“礼”《序卦传》曰：“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这就是说，虽然践履但没有违礼。“礼”指节制，引申可作规范、规律理解。“履虎尾”是很危险的，很危险却没有产生严重的后果，跟不违礼很有关系，“履虎尾”需要勇敢，需要果断，但不违礼，需要谨慎，需要智谋，《周易》就是这样教人将勇与谋，果断与谨慎很好地结合起来。
《周易》中《未济》卦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未济》卦上离下坎，“火在水上，不相为用，”意思告诉我们如果一件事情没有成功，那么意味着我们还需要再继续努力把它完成，直到做出让人满意的成就。《周易》这种意识是非常有意义的，该卦使得我们把《周易》理解成为一个周而复始非常有生命力、有活力的庞大体系。现在再来看这种不成功的原因，从卦像来看，水在火下，水火不相为用，从卦爻辞来看正在渡河的小狐失之谨慎，卦辞曰：“未济，亨;小济，济其为。无攸利。”“济”，几乎要渡过去了，小狐也就在这个即将胜利的时刻掉以轻心，也许是太高兴了，它不慎将自己的尾巴湿了，结果因尾巴的拖累没能渡过去。功败垂成，其教训是无比惨痛的。
二、随机应变是《周易》处理一切事物的重要规则
虽说《周易》名之为“易”。易的解释很多，古今说者尤多，考其本义，当为“蜥易”。正像蜥易之形，其能十二时变色，故假借为“变易”之“易”。孔颖达指出：“夫‘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然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其强调“变化”之大旨。但易的最基本的意思是变易，恐怕要肯定下来，《周易》命名之义，“周”为代名，“易”主变易。讲易之变化就是要告诉人们，易事常态。我们要学会在这种变化的常态中生存，要在变化的世界中学会如何更好地为人处世，在多变的世界中更好地适应这个世界以及更好地生存。
《系辞下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该句意思为：《周易》这部书包含着人生处世的哲学，我们不可须臾远离。它所体现的道理在于屡屡推迁，变化运行而不居正，周遍流动于各卦六爻之间，上下往来没有定准，阳刚阴柔相互更易，不可执著求于典常纲要，只要变化才是它去赴的方向。我们在这个变化不居的世界生存，我们就要知道整个自然界、宇宙以及人类世界是变化的，而且还要知道这些变化是如何运作的，要掌握这些变化不居的规律，通过对规律的掌握来随机应变。也就是说我们要随机应变则就要掌握变化的前提是什么。
《系辞上传》说得很明白：“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退，变在其中矣”。在这系卦中很清楚地表达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都是一个由量变再到质变的过程，当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不能在发展的时候，它必然到了它所能容载的最高程度，那么它当然急可以发生即《系辞下传》所说的“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所说的变则通告诉我们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不能钻牛角尖，而是要放着一个与时事相呼应的心态，我们不能再遇到各种情况的时候，总是抱有自己最初的想法，而是要根据事态的变化来判断应对策略。这种应对变化的能力正好与《乾》卦第一爻中所说，我们必须储备知识，不断地提高自己，完善自己才能面对世界多变才有更好的对策，没有之前的根基，则没有后期随心所欲的应对之策。这就如所有指挥战场的军事家，都是军事理论功底很深的专家。
在《周易》中这些有关变化的卦爻，都是肯定世间万物是变化的基础上，包括人生的处境也是变化不居的，正如俗语所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都是古人思想的精华，《周易》卦辞中告诉我们人的命运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类可以创造条件，完善条件，抓住机会来改变身边的环境，为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扭转乾坤。因此卦辞告诉我们“物极必反”不管成功与失败，我们都要正确地看待，不能把事物看成在静止状态的，《周易》中很多卦辞已经对一成不变的宿命论就成了否定，肯定了辩证地看问题的科学性，《周易》与别的占筮书的根本就是区别在这里，是一种以辩证的态度来观察周围的世界，观察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因此，《周易》是蕴涵辩证法的书籍，是我国古代思想的精华所在，其中的人生处世的观点更是历经千秋，经久不衰。
《周易》中关于处事价值观，在教育我们在实际生活中遇到各种事情都要有着果断、谨慎和适变的心理，因为“易”乃生活所常有，我们不能因为“易”所打到，而是要本着要正确的价值观，在合适的时机作出合适的抉择。我们所处的时代要求我们与时俱进，不断地跟随时代变化来改变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周易》这本奇书的思想光华，蕴涵着丰富的变化哲理，今天的我们很有必要站在辩证的角度科学地发掘这本古老的哲学著作中更多启示后人的伟大的哲理。
周易“阳主阴从”观
“一阴一阳之谓道”，作为易道核心的阴、阳二元在《周易》中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有阳主阴从的倾向。
一、阳刚的乾阳
《乾》卦六爻皆取龙象。从“潜龙勿用”到“现龙在田”，至“飞龙在天”而“亢龙有悔”，层层推进，形象地展示了阳气萌生、进长、盛壮乃至穷衰消亡的变化过程。从“象征”的角度分析，《乾》卦的谕旨，是勉励人效法“天”的刚健精神，奋发向上。
卦辞中的“元、亨、利、贞”对应着君子的“仁、礼、义、智”，天道成就万物，君子实现其德。“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乾・文言》)天地让风行雨施，利益天下万物，使物各得宜，事义和谐，却从不彰显它所施予的功德。此谓刚强劲健、居中守正，通体不杂、纯粹至精。
《乾》卦作为《周易》六十四卦之首，以“天”为象征形象，揭示了“阳刚”元素、“强健”气质的'本质作用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孔颖达问道：“此既象天，何不谓之‘天’，而谓之‘乾’?”他自答说，天是“定体之名”，乾是“体用之称”，“天以健为用者，运行不息，应化无穷，此天自然之理。”要是进一步从“《易》者，象也”(《系辞下》)这一特征细加考究，还可以发现，本卦的卦体取“天”为象，固是比喻;六爻的爻辞取“龙”为象，也是比喻;大旨无非揭明“阳刚”的内在气质。
二、贞顺的坤阴
“坤，地也”，“坤，顺也”。(《说卦传》)就卦象看，《坤》以“地”为象征形式，其义主“顺”。卦辞强调：利于“雌马”之“贞”，“后得主”以随人，获吉于“安贞”，均已明示“柔顺”之义。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牝马”柔顺而能行地，故取为“坤”德之象。干宝曰：“行天者莫若龙，行地者莫若马。坤阴类，故称‘利牝马之贞’矣”。“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坤”德在于“柔顺”、“居后”，“抢先”必“迷”，“随后”则“利”。“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乾・彖传》)“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彖传》)可见，《乾》德以“统天”为本，《坤》德以“顺承天”为前提。因此，《乾》刚《坤》柔、《乾》健《坤》顺，《乾》之“四德”无所限制，《坤》之“四德”则限于“牝马”、“后得主”、“安贞吉”等义。
《坤・象传》曰：“地势坤(顺)，君子以厚德载物。”说明“君子”效法“地”厚实和顺之象，增厚其德以载万物。《坤・彖传》曰：“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顺得常。”“何妥曰：阴道恶先，故‘先’致迷失;‘后’顺于主，则保其常庆也。”“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坤・彖传》)此谓往东北方向虽丧阳失朋，但行至终极，必将旋转为“西南”向，则也出现“得朋”之“庆”，故曰“乃终有庆”。这是解释阴阳循环消长之理，表明只要安顺受持“坤”德，即使“丧朋”，也将出现“得朋”之时。乔中和曰：“坤惟合乾，故得主。得主，故‘西南’、‘东北’皆利方，‘得朋’‘丧朋’皆吉事。”
乾道象天，万物赖之以生，坤道象地，万物赖之以长。乾道刚健，坤道和顺、利永贞。相形之下，阳主阴从的倾向就很鲜明了，这可以说是整个《周易》的纲领，无所不在。
三、从爻位爻义中看“阳主阴从”思想
“阳主阴从”的观念在每个卦的爻位上也可以看出来。阴爻位于阳爻之上谓之“乘”，有超越、凌驾之意，象征弱者乘凌强者、“小人”乘凌“君子”，爻义多不吉善。但阳爻居阴爻之上则不言“乘”，认为是理之所常。而阴爻位于阳爻之下时谓之“承”，有顺承、承载之意，周易侧重揭示阴爻上承阳爻的意义，象征卑微、柔弱者顺承尊高、刚强者，求获援助，此时爻义须视具体情况而定，大略以阴阳当位相承为吉，不当位的相承多凶。
从爻义的譬喻上，阳爻多以君子为喻，阴爻多以小人为譬。《剥・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五阴一阳，然剥(坤下艮上)尽复(震下坤上)至，虽一阳却有复生之理。《周易集解》引侯果云：“处《剥》之上，有刚直之德，群小人不能伤害也，故果至硕大不被剥食矣。”而《�・上六》：“无号，终有凶。”五阳一阴。王弼注曰：“处之极，小人在上，君子道长，众所共弃，故非号所能延也。”一阳居五阴之上则有复生之理，一阴居五阳之上就遭此厄运。归根结底，还是阐发天地阴阳恒常不易的道理，申明了阴以阳为归宿，体现了《周易》阳主阴从的倾向。
周易的“阳主阴从”观
“一阴一阳之谓道”，作为易道核心的阴、阳二元在《周易》中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有阳主阴从的倾向。
一、“阳主阴从”的传统文化理论支撑
1、《周易》----“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大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乾为阳，坤属阴，统天和顺承天，敦主敦从，《周易》重阳思想一看便知。
2、《道德经》---- 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②“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③“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是谓道纪。”，字里行间，一为阳，二属阴，而一能生二;天为阳，地属阴，而地是要法天的;无为阳，有属阴，“道可道……是谓道纪”实际上阐述的是以无为主、无有相对平衡的玄即对立统一律。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老子已经在文中绐终蕴藏着“阳主阴从”这一思想。
3、《内经》----①“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②“凡阴阳之要，阳秘乃固”、③“阳生阴长，阳杀阴藏”。可见，内经在认为阴不离阳、阳不离阴的同时，始终是强调阳是在这一动态平衡系统中起统帅作用的。
4、医圣张仲景的《伤寒论》：凡涉及到汗法、吐法、下法等有伤阳气等治法时，一再嘱付得汗、吐、下后止后服，不必尽剂;一百一十二条方中，运用到姜、桂、附的方剂就将近七十条方(这里除姜、桂、附以外的辛温药物尚未统计计入);序言中也明确提到伤寒者十居其七。医圣的用意已经十分明显，就是在绝大多数理、法、方、药中，一定要紧紧牢记扶住阳气不要妄加伤正这一宗旨。
二、“阳主阴从”的`自然社会现象根据
1、万事万物都是经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无为无形，为阳;有为有形，属阴;可见万事万物的无是万事万物的生的起点，正因为这个无，经过系列的条件演化，才能生成万有的有来。
2、地球的任何生命(当然也包括人)，如果其生命实践活动超出天所能承受范围，必然受到天的惩处，或灭绝，或种族锐减，或减寿，或其生命实践活动质量降低，正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3、从气象学来看，晴天属阳，雨天属阴;凡天气之要，必七日晴而一日雨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若晴雨隔日交加，则万物必萎糜不长。
4、从水份的有效成份生成来看，仍然离不开阳光的作用，否则通过大气云层亦无法化为可以作为生存生长需要的甘霖雨露。
5、海水的潮起潮落，无法摆脱太阳、月亮的升降、出藏、圆缺的影响。
6、从气候上看，春天阳光明媚，万物生机蓬勃;冬天寒气逼人，万物萧条。
7、从运动学原理来看，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
8、从生物进化论上来看，凡灵长类动物，绝大多数都是以雄性为王，在雄性的带领保护下才能更好的生存。
9、从管理学上看，虽然说组织架构图里的每个部门都是必需的，但肯定是以生产经营部门为核心，其他部门必须围绕着生产经营部门来开展工作;从领导至员工虽然都是不可或缺的，但下级在更多的时候必须服从于上级的安排，不可能简单化的完全平等民主。
10、从医学情报上看，在冬天尤其是天气突然寒变的冬天，疾病发生、加重的情况要比春天、夏天的机率大得多;另外在晚上，疾病发生、加重的情况要比白天的机率要大。
11、从人的临终上看，最终仍然是四肢厥冷甚至是全身无有温度为垂绝证候，此时，阳回则生;阳去则死，已得到几千年中医临床印证，千古不易之理。
三、“阳主阴从”的中医临床支撑
中医与西医的比较优势是中医得以可持续发展的保证。而中医要想真正获得西医同道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平等尊重和认可，除了大力培养具有中医辨治思维、能独立处理相关病证的中医临床人才外，最终都要靠在危重症上发挥其独特功效尤其是单兵作战力挽狂澜的功效。兹就心衰、肾衰、癌瘤三大最具威胁人类生命的病证，从其或理、或法、或方等角度去简单说明“阳主阴从”理论对重构中医最高理论抽象思维以及重振中医雄风的极其重要性。
1、心衰。大多数心衰到了一定证候，均出现脉微细、四肢不同程度冰冷、不耐寒的情况，此时若不随证选用非大剂以附子为主药的四逆汤、四逆加人参汤、大回阳饮、白通汤、通脉四逆汤、白通加猪胆汁人尿汤等四逆辈无法挽回危急。
2、肾衰。大多数肾衰到了一定证候，均出现四肢水肿，排尿不畅、四肢冰冷、不耐寒、咳喘的情况，此时若不随证选用非大剂以附子为主药的真武汤、茯苓四逆汤、白通加猪胆汁人尿汤等扶阳方剂安能挽回危急?
3、癌瘤。《内经》上条文明确说到：“阳化气，阴成形。”人体内部为什么会长出一个有形的癌瘤物体?笔者认为，大多数癌瘤的生成归根归底仍然是阴寒太盛、阳气伐伤所引起。这一现象可以从大自然现象中得到印证或启发。冬天气温降低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水液凝固、结冰霜冻现象。而春来日暖之时，凝固的冰雪必定消融。而大自然现象中，因热而积聚凝固增生的情况非常少见，相反因热而化解固体的事态不胜枚举。扶阳学派名家李可、卢崇汉、吴荣祖以及广西名中医刘力红和唐农等等，根据《内经》这一要旨，运用以附子为主药的扶阳抑阴、通阳散结等系列方剂治疗癌瘤取得了良好疗效，或能为此说作证。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阴不离阳、阳不离阴的相对平衡的系统中，“阳主阴从”这一思想具有从逻辑开端到过程演绎再到终结印证的正确性，作为中医临床最高理论指导和抽象概括具有一以贯之的特性，无论对中医理论重新构建反思、还是中医临床特别是其中的危重症临床指导、以及中医人才培育等这些涉及到中医生死存亡、继承发展、重塑辉煌的根本性战略问题的解决，运用得当，将起到极其重要的直接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