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房记杂文随笔
六七岁的时候我想，我长大了一定会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我会像电视剧里的二十多岁的小姐姐一样，在大城市找一份白领的工作，早上上班前给自己画一个美美的妆，穿着职业装，踩着高跟鞋在写字楼里抱着一推文件夹走来走去。
会有打不完的电话，开不完的会，还会经常被领导骂的狗血淋头。
会租一间单身公寓，布置的很温馨，下班后回去换上睡衣卸下一身的疲惫，打开电视，手里抱着零食，盘腿坐在沙发上看剧。
但是后来，我长大了，上大学了，却每天生活在一种自己会找不到工作的焦虑中。
自己英语水平不高，学习成绩一般，长相还是扔进人堆里就找不出来的那种，对自己的未来感到深深地担忧。
身边的人从大三开始就不断投简历，面试找工作，我一是为了让自己多享受一段自由的时光，二是真心觉得自己投简历也会被拒绝。
后来大四了，不得不走出校园去找实习，不然没有办法写实习报告，进而就没办法顺利毕业。
好在从刚上大学开始，就一直在看《职来职往》这类找工作的节目，自己也从中学到不少。
开始投简历，没有想到真的有回应，让我去面试，我去面试了两家。一家是国内比较大的公职人员培训机构，一家是规模比较小的传媒公司。
我是比较中意第二家公司，虽然小了点，但是我应聘的'岗位是人力资源，这也算是为自己毕业正式找工作奠定一分基础，可是面试我的人事经理，考虑到我家是外地的，并且毕业了也不会留下，所以她没有录用我。
第一家公司说录用的话会在下午五点下班前给我打电话，当时坐公交回学校已经五点二十，还没有接到电话，我想着今天的面试算是泡汤了，结果下一秒就接到让我第二天去试岗的电话，当时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毕竟这家公司我也心仪已久，没有想到一面试竟然还能够面试成功。
因为是在市区实习，离学校比较远，就算早上六点从学校出发，赶第一班公交车，中间会转三趟公交，到公司也是九点，这还是不堵车的情况下，都会迟到半小时。并且下午五点半下班，坐公交回到学校就八九点，所以一天下来身体累的不行，就开始考虑在公司附近找房子住，当时找房子就一个想法，那就是：一定要便宜，便宜，足够便宜。
好在舍友租的房子就在我的公司附近，我找了她的中介，在同小区刚好有一间空房子要出租，一问才五百块钱，真是太和我的心意了，够便宜。
一不做二不休，签合同，交钱，搬家。
由于是第一次租房没有经验，自己也没有钱去找好一点的房子，住进去才发现，我租的房子是隔板房，一点也不隔音，隔壁有什么动静听得一清二楚，并且隔板房的门锁还经常锁不上，当时一心觉得能五百块钱找到房子就不容易了，也没挑剔那么多。
由于我住的这一间是在一间屋子里隔出来的一块地方，所以没有窗户，白天进屋也像是晚上一样，第二天早上起来还会觉得自己睡得缺氧，所以长大和小时候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当时也想着有一定存款了，就租一个好一点的房子，当时好点的房子价格大概在一千二三左右，也只是一间有窗户的卧室，书房卫生间也都是公用。但是现在想想，一个月三千多的工资，房租要一千二三，那我可能也不会租。
平通公寓一件好点的卧室租起来都觉得心疼，更何况小时候想过的单身公寓，更是可望而不可及。
后来毕业了，参加工作，单位提供住宿，还是大学的上下铺，但是十二三个人睡一个屋，宿舍除了走路的过道，真是一点空余地方都没有，不过还好是免费的，这样想想自己心里还能舒服一点。
免费的坏处就是冬天睡觉又热又干，窗户禁闭，十几个人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能抢那一点点仅存的氧气，经常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口干舌燥，大脑缺氧；夏天是蚊子太多，虽然有风扇，但也还是会热得失眠，半夜被蚊子咬醒和与蚊子抗争到两点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
这样的冬天和夏天应该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存在了，最近单位换领导，说是要取消宿舍，让自己出去找房子住，这样也好，每天工作那么辛苦，也是时候提高一下自己的生活水平了。
我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体会这样的生活了。
生命就是一场旅途，走过去才完整，用心去感受生活，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
希望明天会更好，
希望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变得更好。
北漂租房记杂文随笔
把银行卡搜刮干净后，我在来到北京的第三个年头，搬进了第三处住所。
每个在京城飘过的人应该都能讲出一串“北京租房故事”。今日翻开《曾国藩日记》，发现这位当年新晋的相当于“副处级”的干部也未能免俗。曾国藩刚到京城得头三四年，隔个一年半载就要跑去看房子，为了找到“甚贱且甚好”的寓所，也得一连跑四五天。古人的嘚瑟之处在于，他们还要找人先看看风水。
170余年后的后辈“北漂”们找房子时，只要租金不要高的让人心醉、离单位不要远的过分，就得争分读秒地签合同了。
我原先住的小区，是某个国有工厂的老家属院，老一辈工人的作风也能从房子里窥到一点端倪：整套房子完全没有装修过的迹象，厨房门和橱柜上还刷着上个世纪末流行的浅绿色油漆，卧室里的空调看起来比我年轻不了几岁，卫生间里挂着用铁丝和白色塑料管自制的卷纸架……
房东应该是个讲究人，把两把折叠椅藏在隐蔽的柜子里，只给租客留下一张圆塑料凳。住进去几个月后，我的福尔摩斯式的室友翻出了那些红色软垫和褐色铁锈的椅子，我们又一次被带回上个世纪末。
对门的老太太则是一位时刻保持警惕的“朝阳群众”。我刚搬来没几天，第一次见到她时就遭遇了查户口级别的一连串发问：多大了、在哪儿上班、上班多久了、几个人住这儿等等。
老太太常一脸严肃，平日打招呼也鲜见笑容，嘴角永远向下拉。
总见这样的脸孔，算不上愉快，又过了一两个月，老太太再次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小伙，平时有啥事儿言语一声，啊！”
啊？什么？顿时觉得她家门楣上灰扑扑的“党员之家”几个字，看起来更鲜艳了。
在这个处处陌生人的巨型城市，保持警惕应该是与人打交道时成本最低的模式。信任和互助，能算是奢侈品了吧？
跟对门老太太的友情还没来得及萌芽，就被掐断了——房东老太要卖房了。尽管无意介入别人的家事，还是耳闻了一些故事：房东老头早已过世，当了一辈子工人，没留下什么遗产，赶上房价大涨，子女们催老太太赶紧卖了房子，好留下一份便于瓜分的财产。
当时也正值毕业生大潮来袭的6月中旬。在那之前的6个月，北京房价又经历了一波汹涌的上涨，记者们采访了一个又一个恐慌的中产家庭，写出一篇又一篇充满焦虑的故事。涨价的浪头拍到租客身上，就变成高了20%的租金，以及面积更小、位置更差的房子。
前一套房子的押金，也就是整整1个月的房租，被中介小哥以N个理由扣光，打扫房间的清洁费也算在我们头上——而带人看房子时，他们素来和蔼可亲，仿佛与我们是失散多年的兄妹。
新租的房子里倒是没有遗留太多上个世纪的气息，但新世纪的气息也同样稀少——签完合同，室友惊呼了一声，原来这房子是房东“裸租”的！
我们这才反应过来，在房子里看到的桌椅、沙发、床，都是刚搬走的房客留下来的。而它们都被笑容可掬的中介小哥悉数写进租房合同的家具清单里——也就是说，如果它们稍有差池，我们交出去的押金很可能又要不保。一个大而无用的沙发占了卧室的小半壁江山，一台锈迹斑斑的旧空调挂机扔在客厅，中介小哥已经不见了踪影。我们哑然失笑。
一年一度的糟心时段结束后，生活又回到惯常的节奏。
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会生出一种熟悉感，卖菜的大嗓门儿大姐、开粮油店的腼腆小哥、小超市的高个子老板，会慷慨地免掉零头，在你没带钱包、手机又没电的时候主动说“下次再给钱”。但直到又一次搬家，才发现这种熟悉和熟悉带来的稳定感，只是一种错觉。
在北京租房两年，我终于领悟到鲁迅的那句话：“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比如，很多偶然因素都改变过我的租房故事。比如，突然一大批人要另找住处了；一个原先少有交集的校友决定来北京闯荡一番，就成了我的某一任合租室友；一个陌生的小伙涨了工资，从他以前的隔断间搬出来，搬到我隔壁的卧室······故事中不变的'是，租金涨了一波又一波，室友换了一个又一个。
租房中建立的友情，总是欠牢固，可以轻易地被租金、工作、个人喜好等挤到后边。送走两位室友后，我也成了离开的那一位。
新居的房主是个老文青，卧室的两个大书柜上堆着几大卷宣纸，还留下一幅墨宝。
精装修的房子和崭新的家具电器，的确能一定程度上提升居住的舒适度。但接下来就像小时候读到的“一双象牙筷子”的故事：一个人得了一双象牙筷子，便觉得其他餐具都配不上它；买回来新餐具后，家里的破旧家具却处处碍眼；把家具更新了一遍，发现老妻怎么看都不上档次这样没完没了地循环着。
于是钱包又继续“哗哗”地漏水，而且要花比原来多得多的时间打扫房间······
偶尔停当，宅在屋里翻开《瓦尔登湖》时，发现像我这样自以为在追求生活品质的傻“现代人”早就被梭罗嘲笑了个体无完肤。大概，在他看来，我们都是受物欲驱使而自以为别无选择的可怜家伙，日复一日地“为维持几立方英尺的血肉之躯而劳累不堪。”
回头看看，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座都城，能像今天的北京一样承载着这么多平民的致富梦、名利梦和面子。可能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们像今天这样，普遍的割断了各种亲族关系，孤身漂荡。
可是我们的确别无选择，对吧？
我把从山里摘来的大松果摆在书柜里，心想，等老子诸般看淡，就去山里自己盖个小屋，跟松鼠做邻居，再也不折腾租房蜗居这等鸟事，再也不当这憋屈的“现代人”。
有位好心人打断了我的白日梦：去山里盖房，请问你有宅基地吗？
记于2022的杂文随笔
大学的后半段，女生中，我和黄红的关系算是不错的，我也曾疯狂地想和她在一起，但最终还是未能表明心意，是因为我觉得没有成功的可能，我一向是那么自卑，到现在仍然如此。她那时有个男朋友在武汉，每月我都拿到他男朋友从武汉来的信。我一直管着班级的信箱，收发邮件及报纸。
有一段时间，我们经常呆在一起，一起上课，一起上自习，考普通话的时候，一起练习发音。
我曾跟她一起走过物理楼前面的那片小园子，那时四年大学中，唯一一次我在晚上走过那个园子。黑暗中，感觉出来，犄角旮旯，到处都是人，一对对的男女坐在各个能坐下的角落，有的甚至站着抱在一起，摸摸索索。那一段短短的路程，我们没说一句话，我很紧张，满耳根子发热，我那时还没有触碰过女生的身体。走过园子后，我感觉像是卸了千斤重担，松弛下来。
非典爆发的那段时期，学校准备了一些中药的汤药，放在食堂，每天都得喝一碗。校园封校，不准人进出，后期病情传播的没那么可怕的时候，就慢慢开放了校园。
那段时间，我经常在文科楼上自习，文科楼是一栋老楼，桌椅也陈旧，厕所还是那种很老式的，红色的门，掉漆严重，斑斑驳驳，灯光昏暗，阴冷异常。文科楼上自习的人特别少，相对安静。有一天晚上，我正在做英语的阅读理解，黄红在楼下面喊我（那时手机还没普及,找一个人很不方便），我赶紧出去。我和黄红走进教室的时候，在教室里其他人的眼光注视下，既觉得不好意思，也有一种愉悦的感觉。
她一来，注定这个晚上又要浪费，她提议去校外走走，我说，保安会不会拦我们，她骂我胆小没出息。门口的保安没有拦我们，我知道大概是解禁了。
考研选学校的时候，我选择华科，是受了黄红的影响，可是黄红只参加了上午一场英语考试，下午便没有出现在考场，她放弃了这次机会，后来听说那天她新男朋友过来了，两个人在宾馆里折腾了两天。后面的三场考试，我完全没有受到黄红缺考的影响。
毕业吃散伙饭的那天，很多人都喝多了，情绪比较激动，我没有。
黄红要跟我喝酒，她说她喝一杯，让我喝一瓶，我喝不下，只好放弃。
毕业后，我去武汉继续读书，黄红的男朋友去杭州上班，她也跟着去了杭州，但是没有上班，继续复习准备考研，我们时不时地通一次话，她说她还要靠华科。再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她就改变了注意，说不考华科了，换了一所学校。
有一个周五的晚上，我正准备出门去学校的露天电影场，黄红给我打来电话，哭的伤心欲绝，说是和男朋友吵架了，吵的.很厉害。男朋友闲她不工作，吃他的喝她的，反正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堆。通话快要结束的时候，说想出来走走，来我学校这边看看我，我只说了一句，“你不要来找我”。
我研究生快要毕业的时候，黄红和她的长得非常丑陋的一个女同学来华科校园看我，我带着她们去了百香园的二楼，点了很多菜，她们都没怎么吃，后来自己要了一碗粥，我发誓我一辈子都不了解女人。
那天天气很热，我们在校园逛了逛，然后去校园后面的KTV唱了一会歌，她们又提议去游泳，我带着她们去了地质大学的露天游泳池，中途我甚至穿着泳裤跑出来给他们买游泳圈。因为有她这个同学在，这一天无比的无趣。
山中记的杂文随笔
虽在伏中，但这几日的气温也着实高了许多，同往常相比，实在算得上是酷暑了。
近些天来的持续高温，令人不想离开室内。听得入城的朋友说，城里确实要比山里温度还更高些，山中水汽较重，绿树成荫，对消暑还是有所助益的。
不过明明纬度偏北，却比一些南方城市更热，这着实令人奇怪，往年是没有过这样的时候的。
不过虽然天气闷热，酷暑难消，屋内冷气开得倒足，吹得我竟有些微冷。
近日几个染上风寒的朋友叫我的`心中敲起了警钟，我一向体弱，对病菌没有什么抵抗力，我也时时担心着自己染病。果不其然，两日前，我便感到喉咙疼痛，嗓音微哑，我也染了风寒。
我本就体寒，尤其在夏天，即便体感炎热，四肢也多是冰凉的，如今风寒发热，流涕不止，只觉越发寒冷，冷汗难消。
午睡小憩，也一向难以入睡，脑中思绪万千，虽多是胡思乱想，可结果却让我辗转反侧。索性起身，但双腿冷汗津津，遍生凉意，更觉头昏脑涨，晕晕然若行至云端。
许是因为压迫，视线有些模糊，披衣推门而去，热浪袭来，身上却愈发觉得寒冷，头昏更甚。
虽在病中，但我仍不愿吃药，毕竟是药三分毒，自小一得病便各种西药、中药吃着，点滴打着，抵抗力便一点点弱下去，我如今是抗拒吃药的，风寒不过小病，虽觉难受，但也易熬，若非病得太重，左右也不过是一周余的时间，无论吃药与否，都会痊愈。
病中之人许是往往都比常时脆弱，我只感比平时更易疲累，更想休息，也更想吃着清淡饭食，水果茶点。山中水果难得，只是朋友下山会帮忙带些回来，夏日闷热，水果难以搁置，如桃、梨这类水果也不过两三天的光景，就黑斑渐生，开始腐烂了。
精神虽不算太差，但也有些难以集中，白日里倚靠着书架，又拉来了一块板子遮挡冷风，才觉身上不那么寒冷。
自愈是个过程，只希望在酷暑中，我能尽快好转，身子能暖起来，也不辜负难得的山中长夏，易逝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