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不事农桑·乡村露天电影的散文

前不久,托孩子的福看了场电影。放映厅装修气派,视、听效果俱佳,再考虑到偌大一个厅总共大小四对观众,都不好意思说七十元的票价贵了。只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不由得想起小时候人山人海免费的乡村露天电影,它为我相对单调贫乏的童年平添了一道亮丽的色彩,以至于我对电影的记忆大部分来自那个年代。

公社放映队由两个大姑娘组成,她们的鼎鼎大名连几岁的孩子都能脱口而出。来了新影片,就会轮流在公社下辖的几个大队各放映一次,而我们大队有十个生产队,每十场电影各生产队才能轮着一回。当然,对于从小独自上学、即使打架也不麻烦家长的农村孩子而言,只要有消息,就算周边大队,我们也会欢呼雀跃组队前去,尽管偶尔也会因信息有误败兴而归。

如果是本生产队放电影,坐拥主场之利孩子们心情当然激动,洋洋得意地在同学面前散布消息,许诺给谁谁留座位,但其实这是空头支票,一则夜幕下黑压压一大片人头,找人并非易事;二则组队去看客场,统一行动更为重要。白天,队里会安排两人去上一个放映点挑设备:两副担子,一副是木头箱装着的放映机、发电机和幕布;一副是铁皮盒装着的影片。放映地点通常是各个生产队的禾场,这里地势开阔、地面平整,我们队的禾场就是队里唯一的一块水泥坪。黄昏时分,禾场的一端临时竖起两根笔直的杉木柱子,正方形白底黑边幕布的四个角以及音箱用绳子牢牢系在柱子上。正对幕布十几米远处摆一张方桌,用来安置放映机,桌子的一条腿上绑一根竹竿,顶端挑着一盏灯泡。而为了减轻噪声,汽油发电机则根据电线长度放在较远的地方。从立柱子时起孩子们就会时不时溜出家门关注着禾场里的一举一动,大人们提早收工准备晚饭,同时不忘提醒孩子们扛凳子占据有利位置。最好的位置当然是放映桌的四周,不仅视角正,而且可以看到影片进度以及放映员换片情况。虽然物资贫乏,大人们一高兴,也会炒些黄豆,每次母亲抓给我一把,多得需要我双手去捧。

放映员的食宿安排在队里体面的人家,通常是队长本人家里。对此我从小就能坦然接受,反倒是如今京城的基层政府还坚持着年底慰问贫困党员,据说住廉租房的小公务员送温暖时发现对方的家比自己家更“温暖”,安抚的话竟无从说起。以我的狭隘,排除疾病、事故等意外因素,允许自由发展的现阶段党员还需要救济,真不知如何体现其先进性? “贵宾”们用完晚餐夜色正好,在孩子们的簇拥下气定神闲地用绳索缠绕发电轮,猛地用力一拽,发电机突突响起,放映桌旁的电灯逐渐明亮。借着灯光,放映员摆好放映机并开始调试,以确保光影正好覆盖幕布的整个白色区域。放映机前方的孩子们则不失时机地伸出一只只小手在逐渐发散的光柱中挥舞,一个个黑色的手影出现在幕布上,引来一阵笑骂声。一切就绪,若是队长无意威严地讲几句,电灯一灭电影正式开始。

一般而言,正片之前会有二十分钟左右的一个加映,通常的名字叫《祖国新貌》,主要介绍科技、工业和农业的先进典型。虽然与周围的现实相距甚远,但我依然相信他们一定存在于这个国家的某个远方,自豪感和向往感油然而生。

如果记得没错,一部电影大约四到五个片子,也就是说放映员要换片四到五次,而拥有两台放映机的文明铺区电影院,则可以做到基本上无缝换片。放映机上两个影片盘,前满后空,放映时胶片由前向后缠绕,当前一个盘全空时就需要换片,打开电灯,放映员将前面的空盘调换到后面,事先准备好的下一个放映盘则挂到前面。换片的间歇整个场地开始嘈杂,主场的家长们会大声吩咐孩子们回家“舀杯井水来”,他们并不一定是炒黄豆吃多了口渴,更有可能是放心不下家里,毕竟队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外人,而孩子们则不情不愿,即使渴得喉咙冒烟。电影很快得以继续,放映员借助另一张空盘将刚换下的胶片盘倒带以便下次使用。有时会因为胶片放映次数过多出现断片情况,放映员只好再次开灯,将断片头继续缠绕至后盘。得以延续的电影或多或少地跳过了一些情节,如果失去的恰恰是关键镜头,会引来一片“哎呀”声,这种懊恼之情现在也会碰到,当你看电影或电视剧时,前一秒男女正宽衣解带,下一秒天就亮了,你一定想骂广电局的娘,因为很可能正是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自己“审查”完了就毫不留情地剪掉一些镜头,全然不顾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因为经过大致选择,有电影的晚上天气通常不错,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如果仅是刮风,随着幕布前后摆动,电影人物和字幕会发生些许变形,又或者只是有点儿小雨,银幕上淡淡地出现一条条细线,大家会克服困难坚持将电影看完。但如果雨越下越大,放映员会说“今晚放映到此结束,谢谢观看“,意犹未尽的观众们只得嬉笑着各自跑回家。

若是客场,影片是否看过不是问题,问题是父母能否放行。父母“开恩”当然是有条件的,一是努力帮着做家务;二是至少让他们相信家庭作业已经完成;三是同去的人数足够多,最好有大人领队。好位置当然不能奢望,能在开演前赶到就不错了。个儿高的还可以站在后面,孩子们则会寻些干稻草圈成一个草垫子坐到最前排,因为离幕布太近,脖子仰得生疼。偶尔因为人数实在太多,也会去幕布背面观看,人物和字幕都是反的,很是影响观影效果。电影结束后,点齐人数一同回家。行动一致只是开始,不一会儿,孩子们就受不了大人的不紧不慢,把先前的草垫子变成一支支火把,不顾劝阻与同方向其他队的孩子一起飞奔而去,在蜿蜒曲折的田埂上跑成一条长长的火龙。

当年看电影的情形大体如此。至于内容,多得无法一一列举。但为了说明乡村电影对孩子们的深远影响,只好勉为其难例举一二。最先战争片毫无疑问是孩子们的最爱,所以,当八一电影制片厂硕大闪光的五角星片头出现时,无论是早期白边黑底,还是后来黄边红底,都会引起一阵欢呼。同样原因,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工农兵塑像片头也颇受欢迎。《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上甘岭》等“打仗”的电影,简单“粗暴“、爱憎分明,一遍又一遍百看不厌,经典镜头和台词常常被孩子们挂在嘴边。我至今记得《平原游击队》里,队长李向阳带着任务回村时,鬼子炮楼前的更夫煞有介事梆梆梆地敲着更喊着“平安无事喽”,孩子们把这一幽默变成了晚上呼朋引类的暗号。我们还发明了一种名叫“打枪”的游戏,根据手心手背大致均分为敌我两队,各自散开后便“兵戎相见”,只要再次发现“敌人”,“Pia”的一声然后报出“敌人”的名字和位置,对方就必须离场。被对方发现就意味着“死亡”仿佛人人都是神枪手。无规矩不成方圆,游戏也是如此,虽然这些规矩未必讲理,就如魔兽争霸里,残得哪怕只剩一滴血的兽族剑圣,一个跳劈照样可以用长长的“西瓜刀”将脆皮的人族大法师砍个人仰马翻魂归祭坛。

后来则是武侠片独领风骚。《少林寺》《自古英雄出少年》《木棉袈裟》《南拳王》《神鞭》,无不引起孩子们对十八般武艺品头论足争论不休,以至于班上一向不起眼的胡姓亲叔侄俩儿地位猛涨,因为他们家胡德彪老爷子跑江湖卖狗皮膏药专治跌打损伤,在我们眼里俨然武术世家,虽然年长的侄儿打哭叔叔时用的招数跟我们平常泼皮无赖式打法并无二致,但谁又能确定他们不是“艺不外露、藏巧于拙”呢?其实,我一直固执的'认为我看的第一部武打片不是《少林寺》,而是《神秘的大佛》,里面有:古刹、和尚、宝藏、帮会、软鞭等武侠元素,尽管武打场面少而简单。对这部电影情有独钟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剧中人物“小和尚”成了班上一个发短头尖、眼小脸长同学的外号;二是剧中常以花脸出现的大反派“怪面人”启发我们制作面具晚上出来吓人。我们的做工相当简单,就是撕张作业纸掏几个窟窿,再用墨水、锅底灰弄些图案,而当我透过自己的面具看到对方的面具时,其实有些失望,恐怖效果完全来自臆想,只不过大家都在“做戏”罢了。直到某天孩子娘贴着护肤面膜出现在我眼前,禁不住心生感慨:如果当年能有这样一张神器,绝对吓得小伙伴们噩梦连连。

谍战、反特片如《保密局的枪声》《黑三角》,情节紧张扣人心弦,尤其前者风流倜傥的我党特工,打入敌人心脏凭借机智和勇敢一次次化险为夷胜利完成任务,大受孩子们喜爱。喜剧片《笑比哭好》《快乐的单身汉》轻松幽默,时不时引起大人、小孩儿一阵笑声。农村题材电影《月亮湾的笑声》《喜盈门》,虽非孩子们喜闻乐见,却常常成为大婶、伯娘家长里短的谈资。节奏拖沓的戏曲类电影的确不太受孩子们喜欢,但至少《徐九经升官记》和《卷席筒》例外。前者,徐九经扮相滑稽令人捧腹,同时他不畏权贵智断争妻案让人拍案叫绝;后者,小叔子替蒙冤的嫂嫂顶“罪”赴死大义凛然,刑场上被同父异母高中状元、巡抚家乡的哥哥所救后,故意戏弄嫂子,几次滚开嫂子为他裹“尸”的草席,令人大呼过瘾。还有些电影尽管内容已然模糊,但我忘不了他们充满诗意的名字,例如《一江春水向东流》《待到满山红叶时》《野火春风斗古城》。当然,偶尔也会见到译制片,例如罗马尼亚电影《复仇》。孩子们记不住外国人拗口的姓名,分不清他们各属什么阵营,只好用“好人”“我们这边的”“坏人”“敌人那边的”来进行角色描述。还记得一部《新天方夜谭》,这部电影里吸引孩子们眼球的元素很多:孩子作为主角、飞毯、王子和公主、魔法宝石和法力无边的玫瑰花。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电和电视的普及,尤其录像机的出现,露天电影逐渐退出乡村舞台。当然,也短暂出现过个体放映户取代体制僵化的公社放映队,受邀于红白喜事,但终究市场过小难以为继。

《新天方夜谭》里,仙女因为感激被从桃核里解救而送给小主人公一颗宝石,说是可以救他三次性命。第一次小主人公因卖宝石而被贪婪的恶棍逼入绝境,借助宝石他和小猴子夏克蒂莫名其妙上了飞毯;第二次用在了他被假国王的卧底推下飞毯;第三次则是让王子起死回生。回忆到此处,我突然发现了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说是救命三次,其实前两次明显被宝石所坑,最后一次也似乎事不关己。从而我推导出一句似乎颇些哲理的话:上天给了你某种天赋,并非他想让你因此获益,而是自以为是地赋予了你责任。但短暂得意之后是长长的悲哀,我发现自己早已不再单纯,看电影、电视剧时也会如大多数成年观众一样,“理性”地分析其是否合乎逻辑、哪个镜头穿帮了:比如女战士是否能从裤裆里掏出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古装戏里出现了高压线架、皇帝手腕上金表晃眼等等。正因为所谓的“理性”从而挑剔,即使再给一场乡村露天电影,我也找不回当年单纯的快乐。

我不事宠散文

我家没养着宠物,倒不是因为不喜欢。

小时候家里养过一只羊。严格意义上来说,那不是宠物。放学后,我会牵着它到地里去吃草,陪着它玩儿。将近一年,小羊长成了大羊。年底,家里来了个人,塞给爹几张票子,要把羊领走。我认得,那是邻村的屠夫,卖肉的。羊儿似乎也预知了结果,咩咩叫着,四蹄拚命往前蹬,不肯走出半步,眼角分明还流出了泪。我哭,闹,搂着羊的脖子,夺屠户手上的缰绳。最终羊还是被弄走了,结果我伤心了好几天。

小时候,家里还养过兔。兔子是可以视为宠物的,尽管当时家里养它们只是为了换几个零花钱。兔儿散养在院子里,每天我会追着它满地跑,偶尔逮住,便抱在怀里,抚捋它的毛,小兔儿乖乖萌萌,甚是可爱,乘你不备却“噌”地一下会逃走。秋天过了,母亲把西屋的柴房锁上,那里存放着家人一年的口粮,还有怕火的柴草。没想到的是,母兔在那里产了崽儿,待打开门发现的时候,白白的小兔子已躺了一地。它们应该是渴死的`。屋子里有草,但没水。不久,母兔也被邻家的狗咬死,我再一次伤心之极。

生命的消逝会给人留下伤痛,儿时的记忆,何尝不刻骨铭心。我幼小的心灵里,已然播下伤离别的种子。动物本就是人类的朋友,何况宠物还有灵性。不曾拥有就无所谓失去。我怕失去它们,所以才不敢养;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说没养过宠物,倒也不完全是事实。女儿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小狗。朋友便送了一只。刚刚断奶的京巴,浑身洁白,小嘴是黑的。开始我不喜欢,甚至有些讨厌它。每天下班,听到开门声,它便颠颠地跑到门口迎接你,对着脚又是闻又是啃,弄得你痒痒的。你走到哪小家伙跟到哪,忽前忽后,时左时右,叫你都无法迈步。你看电视,它就蹲在你脚底下,也会盯着屏幕看,像能看懂似的。晚上睡觉,它会守在你床边,小声地嗷嗷,像一个委曲的孩子。把它抱上床,立马就钻进你被窝里,紧贴你的身子,安安分分的。它虽小,却很有灵性。你高兴的时候,它在你面前撒着欢折腾;你不开心,它会躲你远远的,静静地呆着,就像一个懂事的乖孩子。我渐渐地开始喜欢它。而妻和女儿原本就是喜欢的;她们还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点点——女儿幼儿园最好的小朋友就叫这个。

养了一个星期,我还是决定把它送人。我那会经常出差,妻子上班很忙,隔三岔五还有夜班,连女儿都得拜托给邻居,哪有时间管它。尽管只是送人,但养了几天,已经很有感情,一家人十分不舍;尤其是女儿,就像我小时家里要卖我的羊一样,好歹算是哄了下来。抱走狗狗的是亲戚家,它还叫点点,活了十来年,最后老死啦。亲戚打来电话,一边哭一边告诉我们的。妻子也哭了。我暗自庆幸,狗狗没终老于我家,不然我还是会很伤心很伤心的。

家里还养过一对巴西龟,每天鱼呀肉的侍候着,养三年后死了一只,剩下的一只赶紧送了朋友。恰好朋友家也是一对死了一只,前些日子,有朋友又送给我一只吉娃娃。我没抱回家,甚至没让妻儿知道,直接给了养点点的那位亲戚家。养宠物养宠物,那东东不光要养,还得要宠。何况虽言之为“物”,但却是真实而鲜活的生命。凡生命,我都怀有敬畏之心。怕了,怕待人家不到位,怕养之不尊宠之不优,更怕有朝一日的离别,尽管一切的相守都不会永远。

那些年的露天电影散文

在和儿时的老伙伴QQ上聊天时,她给我点了一首小时候我们一起看过的电影《红色娘子军》的主题曲《娘子军军歌》,我俩都沉浸在美好的歌曲中,随后都不约而同的相互发了信息说:“儿时的光阴真美好!”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在我们偏远的农村,没有彩电,只有一户人家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所以看露天电影是我们急切期盼的事情。那时每个乡村轮流播放电影,我们这里是一个礼拜播放两次,每当到了播放电影的时候,我们几个小伙伴早早的催促妈妈做好晚饭,悄悄地溜出来,来到村支部院子,要么在那里玩游戏,要么帮助放电影的工作人员在两个木柱子上帮荧幕布,反正我们干什么都是乐滋滋的,心里甭提有多高兴。等到快播放电影时,我们各自给自己的亲人强者占地方,基本上在这个院子里好的地理位置都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占得满满的。

那时候的露天电影在我们的世界里简直是传奇。《小兵张嘎》中的嘎子聪明勇敢,活波可爱,大多数男孩子在玩游戏的时候都喜欢扮演嘎子,嘎子成了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地道战》中诙谐幽默的表演,使我们时而开怀大笑,时而紧张担心。反映农村的电影《咱们的牛百岁》、《月亮湾的笑声》都深得村民的喜爱。那些反特片子《蓝色档案》、《永不消逝的电波》时时扣人心弦,直到一场电影播完,人们还为电影中惊险的故事情节讨论不休。我们印象最深的是《红色娘子军》这部电影。我们几个小伙伴模仿着电影上的娘子军,每人绑上一个红腰带,嘴里都唱着:“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共产主义真当是领路人,”呵呵,到现在我记忆犹新。

那时候在播放露天电影的前一小部分,有时会插上那么一小段动画剧,比如《哪吒闹海》、《马兰花》等是我最喜爱看的。那时候可能是地域所限,人们的生活观念不一样吧,我们那里很少上演都市剧,基本上是反映农村生活,或者战斗剧,偶尔也有些爱情剧。

那时候的我们没有电脑,没有手机,安慰我们心灵的只有每隔几天播放的露天电影,但是我们过得很快乐,大多数时间和小伙伴一起度过。尽管我们生活贫穷,但是我们的童年少年过得很充实。那时候我们除了在学校里上完几节课,放学后基本上帮助大人干活。没有什么补习班,但是学习很刻苦。玩的游戏离不开小伙伴,一个人坐在家里是很无聊的。我们一起踢毽子,跳皮筋,玩沙包,玩泥巴,模仿电影上的人物“抓坏蛋”,自己根据看过的'电影剧情表演我们心目中的“小品”。那个时候我们快乐,从来不知道孤独。不像现在的孩子除了上学,业余时间还要上补习班,偶尔陪伴他们的只有网络。表面上看来比我们富有,其实他们的内心很孤独。

那个时候的露天电影,陪伴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童年少年;那个时候的露天电影丰富了乡亲们的生活,在闲暇之余,在乡村地头,总会听见人们议论昨晚上看过的电影故事情节;那个时候的露天电影是我们永远抹不掉美好的记忆;那些年的露天电影,我们真的很喜欢你,也很爱你!

何八辆散文

二月的江南,天空飘着蓝色的细雨,静静地落在湿润的土地。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正在编制宽宽的天幕。晨风里,河上飘过一阵阵的薄雾,雨里雾里有一股甜甜的味道,气人心脾。沉睡了一晚的江南,在木门清脆的悦耳的旋律中慢慢醒来。不知不觉,半轮红日羞涩地攀上树梢。此时,雨也轻柔,雾也缠绵……

我独自矗立在十层的阳台,看眼前宽阔的街道,像一条通天的云梯,五彩缤纷的游人不停地涌过来,又浩浩荡荡地涌过去。久居江南,我有总是感觉到自己变得越来越舒缓和细腻。我知道自己已经融进了江南的婉约和悠闲,江南的一花一草,一声悠长的吆喝也会令我驻足,不愿远去。小桥流水人家真是有无穷的韵味。于是,我总是喜欢听父亲讲故事,讲我没有经历的那一段岁月。可是,父亲已经作古,再也听不到他熟悉的声音。寂寞于是就像滋生了翅膀,在我的心理萦绕:我知道我们是闯关东去的东北,算一算也一个世纪之久了,现在,我撇家舍业立足在江南的土地,怀旧就成了我唯一可以追根溯源的喜好,估算是对先人的感恩吧。

父亲曾说:闯了关东以后,家境贫寒,几乎无立锥之地。先是在榆树落脚,放眼望去,才真正了解了土地肥沃和响马的威力。几乎每个山里都住有响马,也叫麻匪。多的几千人,少的也有上百人。主业是打家劫舍,拦路设卡。进入者稍有不顺,轻者打伤致残,重者乱刃分尸、油炸、活埋。也难怪,在兵荒马乱的那个年代,只要心一软,倒下的还说不定是谁呢?这种局面持续了数百年,官服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粮草照交不误,其他的就随便随便啦。于是,响马似乎就合法化了,成了土财主,只要完成上交任务,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待政府行事,大兴土木建妓院烟馆,只要喜欢干什么都可以。于是就促成了贫农,贫农就是从财主手里取得土地,作为生活的基础。就是有自己土地的劳动者。雇农则是后来者,是完全没有土地,看给被人种地维持生计。我太爷因为初来咋到,自然就是穷的叮当响的雇农。太爷他们刚停下独轮车,还没有喘上一口气。就被一群持枪的人围上了,说了好大一堆好话也无济于事,最后全家老老少少十八口一律被蒙上眼睛,送到了一个大户人家的院子里。

蒙眼布一拿开,太爷的眼前就是好大的空地:黄土上铺着细沙,种十几颗白杨,根根挺拔向上,没有一丝的歪。远处,是一座巨大的城门楼,上面有哨兵端着枪游来荡去。

当家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小老头,略有驼背。穿一件价格不菲的丝绸长衫,脚踏千层底的布鞋。口里含一根水烟袋,鼻梁上夹着黑漆漆的墨镜,把整张脸挡得严严实实。

“哪里人士?”当家的话语轻柔。

“小民山东登州府莱阳县何家大洼人,为生活所迫不得已流浪贵地,如有冒犯请多多关照,小民一家不胜感激。”太爷说的完全是新学来的。

“什么,何家大洼?”当家的眉头一扬,“何家大洼不是都走光了吗?我来问你:朗朗乾坤。青青世界,何府哪支哪派?”

太爷一怔,忙回答:“河东何家,富贵荣华有。”

“五服之中,哪支哪派?”当家的又问。

“北城有派。”太爷回答。

“据我所知,除有字派都闯了关东。可有他们的消息?”当家的又问。

“我们曾经三次寻找,都没有找到。华派也曾派一徐姓回家接我们。只可惜当时徐姓病危,已经不能言语,当天就死了。我们埋葬了他以后,日子实在混不上去了,就来关东准备找他们。”

当家的一声长叹:就是我父亲派人去的啊......

于是,太爷就留下来做了长工。当时全庄有长工一千多人,太爷名为长工,实则工头。就这样一家人吃喝问题解决了,倒也是件快活的事情。

这样的`日子又过了七八年,太爷一家渐渐的有了自己的土地和农庄,弄算是脱贫致富了。

要说人一有钱就能装,一点不假。当家的有数不尽的钱财,自然是更不必说了。一年秋天,当家的决定和另一大户斗富,双方有八辆马车拉钱,结果,当家的胜了,因为他的钱足足来了八车,而另一大户只有六车。于是,当家的就成了何八辆。回来的路上,一群讨饭的跪在路上乞讨,太爷让人驱赶。可是,不但人不减少,而且越来越多,太爷没办法就请示当家的,当家的手一挥,悲观他们,上路。

太爷当时就懵了,讨饭的命贱,可也是人啊。

在他犹豫之际,几个家丁开了枪,枪一响,马当时就毛了,拼命朝前窜,结果十一条人命全部丧生在马蹄下。

太爷的心苦了好些天,实在受不了了,和家里人一商量,丢下房产和土地,连夜去了长春的双庙子,又开始了流亡的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