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文化意义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已成公论。然而在最早确立杜甫在诗国中的典范地位的宋人看来，这个评价却是并不充分的。因为宋人虽然对杜甫在诗歌艺术上的非凡造诣有深切的理解，但他们更为重视的却是杜甫的人格意义。
一位诗人，却被后世的大诗人认为不应仅仅被看作是诗人。一位穷愁终生、功名不显的漂泊者，却被后世评骘人物极为苛严的理学家认为足以与那些道德高尚、功业彪炳的名臣同样光耀史册。这说明在宋人的眼光中，杜甫的意义决非局限于文学领域，他的光辉已经照耀到整个中华文化史，从而对后人起着人格典范的作用。
到了近代，闻一多先生指出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而1961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也决定把杜甫列为次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可见，仅仅从文学的角度去阐述杜甫的意义，是远远不够的。杜甫的意义只有在文化的大范畴内才能得到比较充分的理解，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来走近杜甫。
践行：儒者之风
中华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其核心的价值则在于它的人本精神。无论是主张维护群体利益乃至杀身成仁的儒家，还是主张爱护个体生命乃至逃归山林的道家，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和关怀。由于前者更适应先民们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必需以群体的力量来求得生存的现实，所以儒家的思想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民族的集体选择。一部中华文化史，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也就是儒家思想的发展史，而其它的思想则都是它的补充而已。杜甫就是这个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自从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便成为古代学术的主要内容。大致说来，这种学术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先唐的章句训诂，另一种是宋明的义理探讨，后人常把它们简称为汉学和宋学。从表面看来，唐代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唐人既没有留下象汉儒那样博大精深的经典注疏(唐初编纂的《五经正义》说经本着“疏不破注”的精神，在经学上并无多大发明)，又没有留下象宋儒那样思入毫芒于的理论辨析。唐代的韩愈虽然以恢复儒道自任，可是在宋代理学家看来，他对儒道的理解是非常粗疏、肤浅的。那么，唐人果然没有为儒学的昌明作出重要的贡献吗?我认为至少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诗人杜甫。
从表面上看，杜甫并没有为儒家思想作出明显的贡献。他既没有皓首穷经，也没有排斥佛老，在儒学史上似乎没有他的位置。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那就应该重新思考这个间题。
儒家是极其重视实践的。杜甫继承了“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他“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始终以儒家思想为安身立命之本。儒家主张行仁政，杜甫则为这个理想的政治模式大声疾呼：“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儒家谴责暴政，杜甫则用诗笔对暴政进行口诛笔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杜甫得以在朝廷里参政时，他不避危险面折廷争，展示了儒家政治家的可贵风节。当他远离朝政漂泊江湖时，也时时处处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安史乱起，有多少高官贵人在叛军凶焰所笼罩的长安屈节或苟活，而刚得到一个从八品下的微职的杜甫却独自冒着“死去凭谁报”的危险逃归凤翔。这既是他对儒家夷夏之辨的思想的实践，也是慎独的道德修养模式的实施。
陶铸：民族品格
不同的民族创造了不同的文化，而不同的文化又陶铸了不同的民族性格。杜甫的性格是受到中华文化的陶铸的，但是反过来说，在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陶铸过程中，杜甫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杜甫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优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他始终把群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杜甫一生中从未担任过重要的官职，他基本上是被摒斥于执政圈子之外的“野老”。然而这并未影响他时时、处处把天下的安危和人民的哀乐视为己任，即使在遭遇艰难困苦乃至漂泊江湖时也不改初衷。从早年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到晚年的《朱凤行》，他救济天下苍生的宏愿没有丝毫的改变。
杜甫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以其实际行为证明了这种责任感并不一定要附着于政治地位，这显然正是宋人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优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以及“先天下之优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著名命题的实际表现。
杜甫胸怀宽广，对不同的文化及思想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中华文化有一个突出的优点便是其宽容精神。杜甫本人是坚定的儒者，但他对儒学之外的各种思想都甚为宽容，他对道藏佛经都很熟悉，他与道士、佛徒都有交往。如果说杜甫早年与李白一起亲赴王屋山寻访道士华盖君求学长生之道是少年的任性之举，那么他对佛教的好感却是一直维持到晚年的。他虽然因为把儒家当作立身之本，而且因为“未能割妻子”，也即不能割弃对人间的爱，所以不象王维那样皈依佛门，但他对佛家的精妙道理是颇为钦佩的.。“金篦空刮眼，镜象未离铨”“唯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之类诗句，都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对非主流文化乃至外来文化所采取的开放心态，正是中华文化赋予杜甫的最佳品格，这对杜甫成为诗国中的集大成者是有重要作用的。
影响：千年文化
杜甫对后代具有巨大的影响。他的影响还远远地溢出了文学的范畴，广泛地进入了中华文化的各种形态，深深地植根于后代人民的心中。杜甫一生中写过许多歌咏祖国壮丽河山的名章隽句，这些壮丽的诗句到处被刻石、铭碑，从泰山石壁上多处铭刻的《望岳》到岳阳楼畔的《登岳阳楼》诗碑，杜诗与所咏河山相映生辉，为自然景物抹上了浓重的文化色彩。只要是一个对中华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当他登上泰山时，心中立即就会涌现“一览众山小”的意念。同样，当他在岳阳楼上眺望洞庭湖时，也肯定会情不自禁地吟出“吴楚东南诉，乾坤日夜浮”的诗句。雄伟壮丽的大好河山，已经整体地经受过杜甫审美目光的投射，从而与中华文化密不可分了。
杜诗还成为后代书画艺术的不尽源泉。历代书家以杜诗为书写对象蔚然成风，仅收藏子成都杜甫草堂的杜诗书法作品就有出自祝允明、董其昌、张瑞图、傅山、郑燮、何绍基、康有为、章太炎、吴昌硕、于右任、沈尹默等名家之手的珍品数十幅。杜甫诗意画则成为各地博物馆都有收藏的一大种类，从上海博物馆所藏宋代赵葵的长卷到成都杜甫草堂所藏现代徐悲鸿、潘天寿等名家的精品，杜诗与画家的艺术构思相得益彰，美不胜收。
杜甫的影响还进入了通俗文学的领域，从金院本《杜甫游春》开始，杜甫成为戏剧人物，元杂剧、明清传奇都有敷演杜甫故事的剧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大人民对杜甫的热爱。
当然，杜甫更深刻的影响表现在对后人人格的陶铸上。自从宋人确立杜甫的人格地位以来，凡是爱国的人士无不爱读杜诗，从中寻求精神的熏陶，北宋末年爱国名将宗泽临终前长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同时的李纲则在决心以死报国时书杜诗赠义士“以激其气”。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在燕京狱中坚持斗争三年多，杜诗是他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以致于他一气作成了《集杜诗》二百首。而明末拒不降清的义士王嗣奭奋笔著《杜臆》，说：“吾以此为薇，不畏饿也。”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的形成当然不是少数人的功劳，但在其陶铸过程中杜甫的影响是不可或缺的。由于中华民族的人生态度带有浓厚的审美意味，而中国的诗歌又是中华文化诸形态中传播面最广泛、感召力最巨大的一种，所以杜甫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杜甫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杰出代表。
文化是人的创造物，是人类活动的总和。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对人的思考、对人的关怀，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所以，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虽然博大精深，在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上都使人有观海难言之感，但是她最重要的积淀则体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上面。杜甫的人格典型地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杜甫是为陶铸中华民族文化性格作出了最大贡献的少数杰出人物之一。一部杜诗，其终极价值正在于它对中华文化作出了最生动、最丰富的阐释。所以我完全同意本文开头所引闻一多的论断：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杜甫的文化意义体现在哪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已成公论。那么关于杜甫的文化意义体现在哪里，大家知道吗?
一位诗人，却被后世的大诗人认为不应仅仅被看作是诗人。一位穷愁终生、功名不显的漂泊者，却被后世评骘人物极为苛严的理学家认为足以与那些道德高尚、功业彪炳的名臣同样光耀史册。这说明在宋人的眼光中，杜甫的意义决非局限于文学领域，他的光辉已经照耀到整个中华文化史，从而对后人起着人格典范的作用。
到了近代，闻一多先生指出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而1961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团会议也决定把杜甫列为次年纪念的“世界文化名人”。可见，仅仅从文学的角度去阐述杜甫的意义，是远远不够的。杜甫的意义只有在文化的大范畴内才能得到比较充分的理解，本文试图从这个角度来走近杜甫。
践行：儒者之风
中华文化的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其核心的价值则在于它的人本精神。无论是主张维护群体利益乃至杀身成仁的儒家，还是主张爱护个体生命乃至逃归山林的道家，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和关怀。由于前者更适应先民们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必需以群体的力量来求得生存的现实，所以儒家的思想理所当然地成为整个民族的集体选择。一部中华文化史，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也就是儒家思想的发展史，而其它的思想则都是它的补充而已。杜甫就是这个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自从汉武帝采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对儒家经典的阐释便成为古代学术的主要内容。大致说来，这种学术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先唐的章句训诂，另一种是宋明的义理探讨，后人常把它们简称为汉学和宋学。从表面看来，唐代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是无足轻重的。唐人既没有留下象汉儒那样博大精深的经典注疏(唐初编纂的《五经正义》说经本着“疏不破注”的精神，在经学上并无多大发明)，又没有留下象宋儒那样思入毫芒于的理论辨析。唐代的韩愈虽然以恢复儒道自任，可是在宋代理学家看来，他对儒道的理解是非常粗疏、肤浅的。那么，唐人果然没有为儒学的昌明作出重要的贡献吗?我认为至少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诗人杜甫。
从表面上看，杜甫并没有为儒家思想作出明显的贡献。他既没有皓首穷经，也没有排斥佛老，在儒学史上似乎没有他的位置。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哲学，那就应该重新思考这个间题。
儒家是极其重视实践的。杜甫继承了“奉儒守官”的家庭传统，他“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始终以儒家思想为安身立命之本。儒家主张行仁政，杜甫则为这个理想的政治模式大声疾呼：“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儒家谴责暴政，杜甫则用诗笔对暴政进行口诛笔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杜甫得以在朝廷里参政时，他不避危险面折廷争，展示了儒家政治家的可贵风节。当他远离朝政漂泊江湖时，也时时处处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安史乱起，有多少高官贵人在叛军凶焰所笼罩的长安屈节或苟活，而刚得到一个从八品下的微职的杜甫却独自冒着“死去凭谁报”的危险逃归凤翔。这既是他对儒家夷夏之辨的思想的实践，也是慎独的道德修养模式的实施。
陶铸：民族品格
不同的民族创造了不同的文化，而不同的文化又陶铸了不同的民族性格。杜甫的性格是受到中华文化的陶铸的，但是反过来说，在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陶铸过程中，杜甫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杜甫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优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他始终把群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杜甫一生中从未担任过重要的官职，他基本上是被摒斥于执政圈子之外的“野老”。然而这并未影响他时时、处处把天下的安危和人民的哀乐视为己任，即使在遭遇艰难困苦乃至漂泊江湖时也不改初衷。从早年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到晚年的《朱凤行》，他救济天下苍生的宏愿没有丝毫的改变。
杜甫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以其实际行为证明了这种责任感并不一定要附着于政治地位，这显然正是宋人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优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以及“先天下之优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著名命题的实际表现。
杜甫胸怀宽广，对不同的文化及思想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中华文化有一个突出的优点便是其宽容精神。杜甫本人是坚定的儒者，但他对儒学之外的各种思想都甚为宽容，他对道藏佛经都很熟悉，他与道士、佛徒都有交往。如果说杜甫早年与李白一起亲赴王屋山寻访道士华盖君求学长生之道是少年的任性之举，那么他对佛教的好感却是一直维持到晚年的。他虽然因为把儒家当作立身之本，而且因为“未能割妻子”，也即不能割弃对人间的爱，所以不象王维那样皈依佛门，但他对佛家的精妙道理是颇为钦佩的。“金篦空刮眼，镜象未离铨”“唯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之类诗句，都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对非主流文化乃至外来文化所采取的开放心态，正是中华文化赋予杜甫的最佳品格，这对杜甫成为诗国中的集大成者是有重要作用的。
影响：千年文化
杜甫对后代具有巨大的影响。他的影响还远远地溢出了文学的范畴，广泛地进入了中华文化的各种形态，深深地植根于后代人民的心中。杜甫一生中写过许多歌咏祖国壮丽河山的名章隽句，这些壮丽的诗句到处被刻石、铭碑，从泰山石壁上多处铭刻的《望岳》到岳阳楼畔的《登岳阳楼》诗碑，杜诗与所咏河山相映生辉，为自然景物抹上了浓重的文化色彩。只要是一个对中华传统文化稍有了解的人，当他登上泰山时，心中立即就会涌现“一览众山小”的意念。同样，当他在岳阳楼上眺望洞庭湖时，也肯定会情不自禁地吟出“吴楚东南诉，乾坤日夜浮”的诗句。雄伟壮丽的大好河山，已经整体地经受过杜甫审美目光的投射，从而与中华文化密不可分了。
杜诗还成为后代书画艺术的不尽源泉。历代书家以杜诗为书写对象蔚然成风，仅收藏子成都杜甫草堂的杜诗书法作品就有出自祝允明、董其昌、张瑞图、傅山、郑燮、何绍基、康有为、章太炎、吴昌硕、于右任、沈尹默等名家之手的珍品数十幅。杜甫诗意画则成为各地博物馆都有收藏的一大种类，从上海博物馆所藏宋代赵葵的长卷到成都杜甫草堂所藏现代徐悲鸿、潘天寿等名家的精品，杜诗与画家的艺术构思相得益彰，美不胜收。
杜甫的影响还进入了通俗文学的领域，从金院本《杜甫游春》开始，杜甫成为戏剧人物，元杂剧、明清传奇都有敷演杜甫故事的'剧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大人民对杜甫的热爱。
当然，杜甫更深刻的影响表现在对后人人格的陶铸上。自从宋人确立杜甫的人格地位以来，凡是爱国的人士无不爱读杜诗，从中寻求精神的熏陶，北宋末年爱国名将宗泽临终前长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同时的李纲则在决心以死报国时书杜诗赠义士“以激其气”。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在燕京狱中坚持斗争三年多，杜诗是他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以致于他一气作成了《集杜诗》二百首。而明末拒不降清的义士王嗣奭奋笔著《杜臆》，说：“吾以此为薇，不畏饿也。”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的形成当然不是少数人的功劳，但在其陶铸过程中杜甫的影响是不可或缺的。由于中华民族的人生态度带有浓厚的审美意味，而中国的诗歌又是中华文化诸形态中传播面最广泛、感召力最巨大的一种，所以杜甫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杜甫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杰出代表。
文化是人的创造物，是人类活动的总和。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文化，对人的思考、对人的关怀，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所以，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化虽然博大精深，在物质形态与精神形态上都使人有观海难言之感，但是她最重要的积淀则体现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上面。杜甫的人格典型地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杜甫是为陶铸中华民族文化性格作出了最大贡献的少数杰出人物之一。一部杜诗，其终极价值正在于它对中华文化作出了最生动、最丰富的阐释。所以我完全同意本文开头所引闻一多的论断：杜甫是“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
易经解读：“田”字的文化意义
“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所以始作八卦，开始画成八个图案，这就是中国文字的开始。
伏羲——我们这个老祖宗，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人，到现在还很很弄清楚。据考证我们的历史，已经有两百多万年了。我们常说我们有五千年的光荣历史，五千年还是客气话，两百多万年是站在我们神话史上讲。
相传伏羲皇帝是人首蛇身，有很多怪异的事迹。伏羲氏为什么要画这个八卦呢?是要我们后代子孙，可以由这个符号、文字开始，去了解、传达、保存宇宙间的神奇、奥秘。“神”是上下左右四方都通达的表示。大家看我们中国这个神字的写法，神字左边是个示字，是表示的示，这是中国字中的一个部首。我们中国人认识中国字，便要从部首开始。
譬如我们查神字是属于什么部，一看就知道“神”是“示”字部。如果我们单独查这个“示”字，却又不同，示是从天字来，所谓一画分天地。宇宙本来是一个整体，人类加上横的一画，就像切西瓜一样一切世开分成两半 ，我们的上面就叫天，叫虚空，在我们两只脚底下的就是地，所谓一画分天地，所以一切文字从一开始。
一字上面再加上一横“二”就是上;一字下面加一画“二”(“二”字倒过来)就是下，这就是许慎《说文解字》中六书中的指示。“二”、“二”(“二”字倒过来)就是我们中国过去的上下，现在这个“上”“下”是演进来的。上面我们抬头一看，太空里边有四条线，太陽月亮的光芒，“示”就表示头顶上有许多神奇的东西。
“示”与右边的“申”字配合拢来就是神。申字是从田字部来的。田是代表土地，“囗”这个方块是一片土地，也就是地球这个圆圈;中间一个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就是人类文化的代表了，意思是把土地分成一块一块的。
假使这个土地中间的十字架向下走，出了门就是甲，属于雷电的`部分，再加两条毛毛就是鬼。如果田字中的十字架向上走，出了头就是由，代表土地上的草，长出来了一点点。
其他与田字有关的字多得很。田字上边加雨，就是十雨了，下雨会打雷，便成雷字。打了雷到土地上，雷便没有了，就消化了，变成了電(电)，于是把雷字加一个尾巴就变成了電(电)。
到现在为止，我们中国文字真正常用的，也只有三千多字。拿来考试，包括教国文的老师在内，当场默写，能够写出两千字，恐怕少之又少，不可多得。所以能够认识一千多字，已经学问很好，可以运用了。我们中国文字据清朝康熙朝代的统计，约有十万多字，常常运用的只有两三千字，现在《康熙字典》保留的字大概有十万字左右，其它字只是偶尔用到而已。
上边我们说到这个“神”字，站在这个土地上，上下左右、四面交 通，这就是神。宇宙的神秘就这样来，所以叫做神。我们老祖宗画八卦就是要“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如果明白了宇宙的原理，四通八达，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就是无所不通。我平时常跟人说笑话，逢到人家过分恭维，我就说不错!不错!我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就是中间不通人事。可惜就差那么一点，这是就我个人说的。
那么真正要学《易经》，便要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中通人事，又通物理，无所不知，无所不通，然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就是这个意思。
台湾闽南话菩萨叫神明，这个名称就是从《易经》来的。后来把这个名称变成宗教化了。实际上神明是科学化的言辞，“以通神明之德”，德就是讲它的用，“以类万物之情”，“以类”就是比喻，由这个八卦图案，就可以了解到其他的一切。
《易经》八卦这符号逻辑，究竟代表了什么?假设有人说它是代表陰陽，或者代表人体 ，那都是错误。这个八卦是一个整体的符号逻辑，什么都可以代表。
可以代表一个人的人体 ，也可以代表其他一切的事物。以人体 来讲，古代易学八卦所代表的部位，头是乾卦，肚子是坤卦，眼睛是离卦，耳朵是坎卦等。
可是到了内部去用，这八个卦的代表又不同了，所以它的运用是一个整体的符号逻辑，用到哪里都可以，这就叫做“以类”，比喻、比较同类性的万物的情宜，比较一切万物的情形，亦即所谓的“方以类聚”。
杜甫文化意义的深入思考
公元一千九百六十二年，是中国古代著名诗人杜甫诞辰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就在这一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杜甫名列其中。我们平常提及杜甫，映入脑海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诗圣的美誉。我们早已习惯了作为文学家的杜甫，习惯了从文学角度评价他的一生。但是，我们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诗圣这一称号，是否仅仅是针对杜甫诗歌创作的成就而言？它是否有超越文学层面的含义？再联系４２年前那场全球范围的纪念活动，我们不仅要问：杜甫为什么会成为文化名人？
中国历史上人品最高尚、理想最远大的政治家而非政客王安石，曾经写过一首题杜甫画像的诗。他说：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我推测子美先生您的这颗心灵就连那圣人辈出的上古三代也是少有的，是非常高尚伟大的一颗心灵。我是多么渴望您能起死回生，让我们成为朋友啊！一生批评历史人物无数的南宋理学家朱熹，在他那部被后世当作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朱子语类》中，一反常态地列举出了中国历史上可称为伟大的五个人：诸葛亮、颜真卿、杜甫、韩愈、范仲淹。作为五个人中位一一位一盛大多数时间深处民间、在政治上无甚建树的人物，为什么会得到朱熹的高度评价，在从诸葛亮到范仲淹这样一张名单中占据一席之地？朱熹说得很清楚，关键在于他们五个人的共同点是都有一颗伟大的的心灵，在道德方面和人格层面都有伟大的建树。朱熹评价说，他们都是光明正大，磊磊落落，是在人格层面堪称楷模的人。王安石与朱熹的评价，显然早已超出了文学的范围，一语道破了杜甫的文化意义。
中国古代哲学更倾向于伦理学的范畴。它向来被分为入世的和出世的两类。道家的人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庄子·大宗师》），认为欲得到最高的成就，必须脱离尘世罗网、脱离社会，甚至连生命也要抛弃，才能得到最后的解脱。因此，道家被看作出世的哲学。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注重社会中的人伦和世务，专讲道德价值，不愿讲、很少讲超道德的价值（例如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尽管后来明把儒学发展到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的程度，在唯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儒家学说总体上是实用主义的、现实的。它不像道家那样强调个体的生命价值，而是更注重群体的（一个家族、宗族乃至民族）利益。有人指出，由于中华民族的先民们生活在一个自然环境并不十分优越的地方（黄河流域），经常遭到以水灾、韩在为代表的自然灾害的侵袭，所以，过于强调个体生命而忽视群体利益是不利于整个民族生存与发展的。这样，历史自然地选择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带上了浓厚的入世哲学的色彩。
也许唐代在整个儒家思想演变过程中并不占重要地位：既不像汉代独尊儒术伊始各家对儒学经典的阐释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更比不上两宋时期二程朱熹最终完成儒家学说宗教化的历史功绩，就像两个波峰间深邃的波谷。然而，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却指出，唐代儒学并非停滞不前，相反，唐代出现了两个大儒：韩愈和杜甫。有意思的是，两个人都是文学家；他们对儒学的贡献，并不在于写出了多么高深的理论著作，而是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行动为儒家的道德理想、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写下了最完美的注脚。
那么，在杜甫身上究竟体现出了哪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呢？
第一，杜甫是个博爱的人。曾将有个叫樊迟的人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的答复只有简单的两个字：爱人（《论语·颜渊》）。这就是仁者爱人这个成语的来历。读过杜诗的人都会感到杜甫是个充满博爱之心的人。这个博爱既表现在他对自己亲人的爱，更表现在他对广大人民的爱和对国家的爱。
杜甫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兄长，是一个有着高度家庭责任心的人。在中国古代社会这样一个男权专制的时代，成年男子纳妾、出妻是十分普遍的事，以至于忠贞不渝的爱情往往成为一句空话、一个美好的梦想。但杜甫却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他与他的好友李白的婚姻家庭观念截然不同。李白一辈子结过许多次婚，而杜甫却与妻子杨氏夫人厮守一生，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想念他的妻子。在历代诗人中，作品里出现妻字频率最高的很有可能就是杜甫，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当属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江村》）──夫妻间关系的融洽可见一斑。他的《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二尤其能体现他高度的家庭责任感：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精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邻里为我色惆怅！为了给家人找食物充饥，杜甫可以不顾自己已是衣不遮体，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手握一柄木铲去山中挖黄独这种植物。每个读过这首诗的人，都会被诗中渗出的伟大亲情所深深打动。
杜甫仁爱之心更为我们熟知的是他对人民大众的深情厚意，甚至是对世间万物的怜悯。《论语》上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认为不用网捕鱼和不射归巢的鸟便是仁的表现。杜甫也曾经面对江面上被密网困住的鱼发出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过津口》）的感慨。他的.大部分诗歌都充满了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例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的诗句，至今仍然时常被我们引来批判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他最著名的三吏三别控诉的是残酷的兵役制度和连年征战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在《有感》中，他更痛斥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他爱劳苦大众甚过自己的亲人。在发现幼子饥已卒（《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后，在为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而深深自责的同时，他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和边疆的将士担忧。他爱劳苦大众甚过自己。当茅屋为秋风所破的时候，他还能许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心愿。在他那些饱含对人民和国家深情的诗句连七岁小儿都能脱口而出的时候，杜甫已然成了忧国忧民的代表。正如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评论的那样，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诗出于人，有子美之人，而后有子美之诗。黄庭坚题杜甫画像的一句醉里眉攒万国愁（《老杜浣花溪图引》）更被后人评为状尽子美平生矣。人们甚至忘了杜甫也曾有过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壮游》）的青年时代，忘了他也曾时时念叨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百忧集行》），以至于他留给后人的标准形象，就是那位河南巩县杜甫陵园里愁眉苦脸、怜悯地看着天下苍生得让人心情沉重的石雕老人。
第二，杜甫是个爱国的人。爱国与忧国显然不同。杜甫生活的时代正是唐王朝由极盛转入衰败的关键时期。安史之乱造成之后百年的大动荡，国家屡屡被推向破亡的风头浪尖，因此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爱国诗人，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但杜甫与其他人的最大区别在于，他不仅仅在诗作中嗟叹国将不国，发出些呻吟，更是立下雄心壮志，渴望驰骋疆场，为复兴国家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他借戍边将士之口说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骐驎，战骨当速朽男儿死无时（《前出塞九首》）他向他的朋友大声疾呼，希望他们能同自己一起济时肯杀身（《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奉送严公入朝十韵》）。他更勉励即将奔赴沙场的朋友猛将宜尝胆，龙泉必在腰（《寄董卿嘉荣十韵》）。杜甫这些充满爱国热情的诗歌对后世起到了巨大激励作用。
在后代，每当中华民族遭受危难的的时候，杜甫的诗歌就会成为全民族的精神食粮。北宋即将亡国的时候，爱国名将宗泽因为朝廷掣肘，没有机会渡过黄河去抵抗金兵，临终时念念不忘的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的诗句。指挥中国历史上那场惊心动魄的东京保卫战的李纲，在敌军围城的紧要关头，亲笔题写杜诗分赠亲友，以表示自己誓与城亡的决心。最著名的例子是文天祥。他在被蒙古人抓到燕京之后，在监狱里关了三年。三年中，他始终不屈，坚持着民族气节，最后从容就义。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他在《正气歌》中说，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这本书，首先就是一部杜诗。文天祥在狱中写下了二百首《集杜诗》，把杜甫的原句重新组合成一首首五言绝句，以此作为自己民族气节的一个核心内涵。甚至到了现代，当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成都时，许多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人首先想到的便是杜甫那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诗句，最能表达当时人们的心情。
第三，杜甫是一个非常重视修身养性的人。他一生得到的追求就是成为一个儒。他被人们称为诗圣，这个概念是宋代人首先提出来的，认为他是个集大成者。任何一个传统文人都清楚这四个字代表什么，因为这是孟子对孔子的称呼。孟子说，圣人是人伦之至（《孟子·离娄上》），这个称谓可非同一般。但是，杜甫一生都没有奢求自己能成为什么圣，他一生为之自豪的是自己的儒生身份。有人作过统计，他的诗歌中儒字共出现过４５次，除了一次是指侏儒以外，其余４４次都是指儒家。他自称儒、老儒（干戈送老儒，《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甚至用从来都是讽刺意味的腐儒二字自况。我们不能否认他的一生中曾经有过对儒家思想的动摇，因为他在《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中曾说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同山中一位儒生朋友一起嗟叹自己的怀抱没有机会实现。但是，杜甫最可贵的就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没有改变自己思想的核心。直到临终前在洞庭湖上漂荡时，他仍然可以自豪地称自己是天地一腐儒。综合他的一生来看，他真正符合孔子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的要求。
杜甫是一个积极入世的人。他不像李白那样看到政坛的黑暗便云游天下不再过问政事。他在各地漂泊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盼望着能得到为君王效力的机会。他早年自称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话说得颇有些骄傲意味。就是这样一个踌躇满志的人，却是一生不得意，最终落得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投简成、华两县诸子》）的下场。但是，他的入世，更多的是表现在他以平民的身份，以自己的道德为榜样去影响其他人。中国历史上仁人志士不少，但大多数都是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类型，唯有杜甫以少陵野老杜陵布衣的平民身份出现在那张长长的名单上。在这一点看来，杜甫更像被孔子盛赞的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换个角度看，无论在何种境遇下都坚持自己的理想并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的杜甫，甚至比屡屡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和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这样牢骚的孔子更胜一筹。儒家向来宣扬内生外王的思想，认为好的政治家必须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这就是所谓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普通人过平凡的一生，只要能实现道德人格的完善，就称得上圣人。孟子本来就承认人皆可以为尧舜，发展到明时代此话已经演变成了满街都是圣人，因为人性本善，人人都可以达到道德高尚的程度。但可惜的是在社会这个大染缸里，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失去了本色。这样看来，杜甫这样的人在世界上能够存在实在是难能可贵，因此，他能被称为诗圣。这个圣字更注重的是他的人格魅力和道德水准。
４２年前那场全球范围的纪念活动早已远去，但是，杜甫的形象却留在了全世界每一个热爱诗歌和崇尚道德的人的心里。正如闻一多先生在《杜甫》一文里赞扬的那样，他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