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的诗意口才
余光中是著名学者与作家。许多名篇在大学校园内外广为传诵。然而，余光中的睿智不光表现在他的书面语言之中。口头语言同样出众。他妙语连珠，出口成章，展示了自己的多种才华。
善待母语
“中华文化是一个圆，圆心无处不在，圆周无处可寻，而母语就是这个团的半径，半径有多大圆就有多大。在英语逐渐强势的今天，我们更应善待母语。”
2022年7月香港会展中心，著名学者、诗人余光中作了题为《如何善待母语》的演讲。
深色西装、红色领带，衬着如雪白发，使余光中更显儒雅。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余光中思路清晰，妙语连珠，古今中外的诗词歌赋信手拈来，尽显学贯中西的大家风范。
“台湾人的方言是闽南话，香港人的方言是粤语。今天我们能在论坛上毫无障碍地交流，应该感谢我们拥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我们称之为国语、普通话或者华语，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母语。”
精通英语、多次在海外讲学的余光中认为，世界各种语言正呈现相互吸收、融合的趋势。但是中文始终是最丰富、最优美的语言，尤其是文言文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也许今天已经没有人讲文言文了，但是文言文仍以成语的方式保存了下来。
“其实我们写作、讲话都离不开成语。‘地久天长’、‘千山万水’、‘争先恐后’，简简单单四个字却表达出无限丰富的含义，而且平仄协调，尽显中文简洁、对仗、铿锵之美。”
曾经写下许多优美诗句的余光中承认，熟练应用母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余光中为自己的写作定下了规矩：“白以为常，文以应变，俚以求真，西以求新。”演讲结束，余光中带领台下的观众齐声诵读了他的诗作《民歌》和《乡愁》。当有人问他《乡愁》有没有下文时，年近八旬的诗人幽幽道出：“而未来，乡愁是一道长长的桥梁，我来这头。你去那头。”
笑话化解尴尬
常言道，一句话说得人哭，一句话说得人笑，可见说什么话，怎么说话，里面大有学问。余光中就有这样的本事，遇到尴尬的场面，他轻松地说上几句，马上活跃了气氛。他说的话，并不是一般的应景之词，琢磨起来还带有很浓的文化意味。说者似乎随意，听者喜笑颜开。
有一次，余光中应邀参加一个文艺奖的颁奖活动，他担任了召集人的重要角色，在场的都是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新闻媒体记者。主持人请余光中上台讲话时，他走到给他预备的麦克风前，却发现一只巨型的花篮挡在面前。余光中个子不高，台下观众只见花篮不见人，场面着实有些尴尬。工作人员一看不妙，忙上台把花篮移走。显然，这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插曲。
眼见场内观众哗然，余光中撇开讲稿，从容地加了段开场白。他幽默地说：“‘人面不知何处去’，有唐诗为证。我就从崔护的`名句开始吧。”全场笑声响起，随即掌声一片，高度紧张的工作人员放下心来。
余光中著作等身，名扬两岸。他把他的诗作、散文、评论、翻译称为自己“生命的四度空间”。青年与中年的勤奋耕耘，使余光中晚年进入辉煌的巅峰。他的领奖词与众不同，“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让人耳目一新。曾有一次，在台湾一项重要文艺大奖中，获奖者大都是黑头发的晚辈，只有余光中白发染霜，年届花甲，非常醒目。余光中在致词中，不是志得意满，也不过分谦虚，而是风趣地说：“一个人年轻时得奖，应该跟老头子一同得，表示他已经成名;但年老时得奖，就应该跟小伙子一同得，表示他尚未落伍。”这两句话是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的，充满诗意，而又充满哲理，自然引得满堂喝彩。
将人家的话“翻新”
余光中的文学成就是以中文为载体的，在中国当代文学，的长廊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很多人都以为余光中是在中文系教书的，其实不然，他告诉媒体记者：“实际上，我在大学读书是读外文系的，我在大学教书也一直在外文系，教英美文学。我跟朋友说，我白天教的是英文，晚上写的是中文。”
当初，余光中虽然写诗开始有了名气，但他长期从事外文教学，而且在美国留学深造，有人评论说，他和一批在海外的作家是“浪子”，意思是离开家园而缺乏根基的人。关于这个比喻，余光中不赞成，但他不是简单地否定，或者表示出反感，而是沿着别人的思路，加入了新的含义。“有人曾说我是‘浪子’，其实我是‘回头的浪子’。”
余光中把别人的评价先“拿来”，再发挥开去：“虽然我读的外文系，教的外文系，但我不过是从西洋文学中学习，作为一种手段，目的是把西方‘冶金术’拿来，发掘东方宝藏。我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中国的新文学努力。当然，多认识西方，对我的写作还是有帮助的。用一种象征的说法来看，无论是留学西方，还是学西方的文学文化都算浪子，很多人浪子一去就不回头了，完全模仿西方。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东方来。做‘回头的浪子’。另一方面你专作孝子，守住传统，一成不变，然而孝子能不能光天门楣也很难说。所以我当时的一个说法，‘浪子回头’，大概是比较可行的一条路。”余光中巧妙地避开“浪子”这个词的批评内涵，也就避开了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
余光中不光谈诗论艺显得机敏和智慧，他在生活中也是个有趣的人，别人说过的话俗不可耐，但他接过话题，又能推陈出新。他在高雄中山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研究所所长，学生们非常喜爱听他的课，虽然他在课堂讲课时要求很严，下了课却与学生之间很融洽，时常开玩笑。
也许是因为余光中有四个女儿的缘故。女生最不怕他。每年的重阳节，是余光中的生日，会有许多分散在台湾各地的学生，相约赶来母校，为老师祝寿。他则开玩笑说：“不要以为毕业离校，老师就没用了。写介绍信啦。作证婚人啦，为宝宝取名字啦，‘售后服务’还多着呢!”
“售后服务”，这个实在太俗的用语，从余光中嘴中说出来，变成了非常贴切的比喻，让女生们笑成一团。她们从老师的“引用”中，也感受到了希望她们一生平安、家庭幸福美满的良好祝愿。
信手拈来诗意
余光中是诗人，他的诗心勃发，铸成铅字印在刊物、诗集和文选里：也星星点点，闪亮在他的平常岁月之中。在他赴南京参加“余光中创作研讨会”时，一次晚宴上新朋老友欢聚，读诗的，唱歌的，气氛十分热烈。主持人希望余光中也出一个节目。他不推辞，站起身说了一个“掌故”：那年台湾作家郑愁予获得了文艺奖，请朋友吃饭。菜单是横排而分行的，郑愁予感叹道：“菜单如诗歌!”在座的余光中应声作答：“账单如散文!”这两句话正像上联对下联，风马牛不相及却相映成趣，客人都是文学圈里人，听得懂其中的弦外之音，自然是哈哈大笑，觉得有趣。余光中接着说：“回来我觉得还有诗意，加了几句，写成《食客之歌》：如果菜单像诗歌/那么账单如散文/稿费吝啬像小费/呕吐吧/文学批评/是食物中毒”
余光中在南京“全诗发表”，与诗有关，又与作家生存有关，其中的诗意超越了海峡两岸的阻隔，激起了文化人的共鸣。
领略了余光中妙趣横生的口才后，就不难理解他的许多诗作之所以浑然天成、不事雕凿，就因为来自生活，诗意仿佛是顺手拈来。余光中喜欢“漂水花”，任何一块石片在他手指一挥间，就能在水面上蹦蹦跳跳，飞走很远。他写了首《漂水花》：“出手要快/脱手要平稳而飞旋/进去的角度/要紧贴而切入/才能叫这片顽石/入水为鱼/出水为鸟……”朗朗上口，深入浅出，这是他写的诗呢，还是他说的话呢?似乎很难分清。
诗人余光中的诗意口才
余光中是著名学者与作家。许多名篇在大学校园内外广为传诵。然而，余光中的睿智不光表现在他的书面语言之中。口头语言同样出众。他妙语连珠，出口成章，展示了自己的多种才华。
善待母语
“中华文化是一个圆，圆心无处不在，圆周无处可寻，而母语就是这个团的半径，半径有多大圆就有多大。在英语逐渐强势的今天，我们更应善待母语。”
2022年7月香港会展中心，著名学者、诗人余光中作了题为《如何善待母语》的演讲。
深色西装、红色领带，衬着如雪白发，使余光中更显儒雅。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余光中思路清晰，妙语连珠，古今中外的诗词歌赋信手拈来，尽显学贯中西的大家风范。
“台湾人的方言是闽南话，香港人的方言是粤语。今天我们能在论坛上毫无障碍地交流，应该感谢我们拥有一种共同的语言。我们称之为国语、普通话或者华语，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母语。”
精通英语、多次在海外讲学的余光中认为，世界各种语言正呈现相互吸收、融合的趋势。但是中文始终是最丰富、最优美的语言，尤其是文言文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也许今天已经没有人讲文言文了，但是文言文仍以成语的方式保存了下来。
“其实我们写作、讲话都离不开成语。‘地久天长’、‘千山万水’、‘争先恐后’，简简单单四个字却表达出无限丰富的含义，而且平仄协调，尽显中文简洁、对仗、铿锵之美。”
曾经写下许多优美诗句的余光中承认，熟练应用母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余光中为自己的写作定下了规矩：“白以为常，文以应变，俚以求真，西以求新。”演讲结束，余光中带领台下的观众齐声诵读了他的诗作《民歌》和《乡愁》。当有人问他《乡愁》有没有下文时，年近八旬的诗人幽幽道出：“而未来，乡愁是一道长长的桥梁，我来这头。你去那头。”
笑话化解尴尬
常言道，一句话说得人哭，一句话说得人笑，可见说什么话，怎么说话，里面大有学问。余光中就有这样的本事，遇到尴尬的'场面，他轻松地说上几句，马上活跃了气氛。他说的话，并不是一般的应景之词，琢磨起来还带有很浓的文化意味。说者似乎随意，听者喜笑颜开。
有一次，余光中应邀参加一个文艺奖的颁奖活动，他担任了召集人的重要角色，在场的都是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和新闻媒体记者。主持人请余光中上台讲话时，他走到给他预备的麦克风前，却发现一只巨型的花篮挡在面前。余光中个子不高，台下观众只见花篮不见人，场面着实有些尴尬。工作人员一看不妙，忙上台把花篮移走。显然，这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插曲。
眼见场内观众哗然，余光中撇开讲稿，从容地加了段开场白。他幽默地说：“‘人面不知何处去’，有唐诗为证。我就从崔护的名句开始吧。”全场笑声响起，随即掌声一片，高度紧张的工作人员放下心来。
余光中著作等身，名扬两岸。他把他的诗作、散文、评论、翻译称为自己“生命的四度空间”。青年与中年的勤奋耕耘，使余光中晚年进入辉煌的巅峰。他的领奖词与众不同，“情理之中，意料之外”，让人耳目一新。曾有一次，在台湾一项重要文艺大奖中，获奖者大都是黑头发的晚辈，只有余光中白发染霜，年届花甲，非常醒目。余光中在致词中，不是志得意满，也不过分谦虚，而是风趣地说：“一个人年轻时得奖，应该跟老头子一同得，表示他已经成名;但年老时得奖，就应该跟小伙子一同得，表示他尚未落伍。”这两句话是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的，充满诗意，而又充满哲理，自然引得满堂喝彩。
将人家的话“翻新”
余光中的文学成就是以中文为载体的，在中国当代文学，的长廊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很多人都以为余光中是在中文系教书的，其实不然，他告诉媒体记者：“实际上，我在大学读书是读外文系的，我在大学教书也一直在外文系，教英美文学。我跟朋友说，我白天教的是英文，晚上写的是中文。”
当初，余光中虽然写诗开始有了名气，但他长期从事外文教学，而且在美国留学深造，有人评论说，他和一批在海外的作家是“浪子”，意思是离开家园而缺乏根基的人。关于这个比喻，余光中不赞成，但他不是简单地否定，或者表示出反感，而是沿着别人的思路，加入了新的含义。“有人曾说我是‘浪子’，其实我是‘回头的浪子’。”
余光中把别人的评价先“拿来”，再发挥开去：“虽然我读的外文系，教的外文系，但我不过是从西洋文学中学习，作为一种手段，目的是把西方‘冶金术’拿来，发掘东方宝藏。我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中国的新文学努力。当然，多认识西方，对我的写作还是有帮助的。用一种象征的说法来看，无论是留学西方，还是学西方的文学文化都算浪子，很多人浪子一去就不回头了，完全模仿西方。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东方来。做‘回头的浪子’。另一方面你专作孝子，守住传统，一成不变，然而孝子能不能光天门楣也很难说。所以我当时的一个说法，‘浪子回头’，大概是比较可行的一条路。”余光中巧妙地避开“浪子”这个词的批评内涵，也就避开了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
余光中不光谈诗论艺显得机敏和智慧，他在生活中也是个有趣的人，别人说过的话俗不可耐，但他接过话题，又能推陈出新。他在高雄中山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研究所所长，学生们非常喜爱听他的课，虽然他在课堂讲课时要求很严，下了课却与学生之间很融洽，时常开玩笑。
也许是因为余光中有四个女儿的缘故。女生最不怕他。每年的重阳节，是余光中的生日，会有许多分散在台湾各地的学生，相约赶来母校，为老师祝寿。他则开玩笑说：“不要以为毕业离校，老师就没用了。写介绍信啦。作证婚人啦，为宝宝取名字啦，‘售后服务’还多着呢!”
“售后服务”，这个实在太俗的用语，从余光中嘴中说出来，变成了非常贴切的比喻，让女生们笑成一团。她们从老师的“引用”中，也感受到了希望她们一生平安、家庭幸福美满的良好祝愿。
信手拈来诗意
余光中是诗人，他的诗心勃发，铸成铅字印在刊物、诗集和文选里：也星星点点，闪亮在他的平常岁月之中。在他赴南京参加“余光中创作研讨会”时，一次晚宴上新朋老友欢聚，读诗的，唱歌的，气氛十分热烈。主持人希望余光中也出一个节目。他不推辞，站起身说了一个“掌故”：那年台湾作家郑愁予获得了文艺奖，请朋友吃饭。菜单是横排而分行的，郑愁予感叹道：“菜单如诗歌!”在座的余光中应声作答：“账单如散文!”这两句话正像上联对下联，风马牛不相及却相映成趣，客人都是文学圈里人，听得懂其中的弦外之音，自然是哈哈大笑，觉得有趣。余光中接着说：“回来我觉得还有诗意，加了几句，写成《食客之歌》：如果菜单像诗歌/那么账单如散文/稿费吝啬像小费/呕吐吧/文学批评/是食物中毒”
余光中在南京“全诗发表”，与诗有关，又与作家生存有关，其中的诗意超越了海峡两岸的阻隔，激起了文化人的共鸣。
领略了余光中妙趣横生的口才后，就不难理解他的许多诗作之所以浑然天成、不事雕凿，就因为来自生活，诗意仿佛是顺手拈来。余光中喜欢“漂水花”，任何一块石片在他手指一挥间，就能在水面上蹦蹦跳跳，飞走很远。他写了首《漂水花》：“出手要快/脱手要平稳而飞旋/进去的角度/要紧贴而切入/才能叫这片顽石/入水为鱼/出水为鸟……”朗朗上口，深入浅出，这是他写的诗呢，还是他说的话呢?似乎很难分清。
谈谈余光中的诗意人生
导语：余光中是现代著名的爱国作家，他也是才华洋溢的诗人。而诗人余光中的诗意人生是怎样的呢？下面是小编分享的余光中的诗意人生，欢迎阅读！
光中先生是具有国际影响的著名文学大师，这次携夫人赶赴祖国大陆专程是为参加他的母校——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5月17日下午，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到南京的时候，我在南大西苑见到了他和他夫人。采访间，他是那么的和蔼可亲，他不顾旅途疲惫，依然谈笑风生，博古引今，睿智和真诚在话语间处处显现。
何晴：余教授，众所周知，您曾在内地、香港、台湾及美国等地都居住过，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您也曾把您居住过的各地作比，而祖国大陆就像是您的母亲，那么南京在您的心目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
余光中：首先要声明，我是南京人。因为我出生在南京嘛，南京是我生命的起点，是一切回忆的源头啊。而且我在南京读了小学、中学、大学。从我1928年出生到1937年，我都一直住在南京。所以我的童年时代差不多都在南京度过的，也是在南京读的小学。中学是在四川读的，为什么在四川读书呢？因为抗日战争中学从南京搬到后方去了，我记得那个中学叫做南京青年会中学。战后我随中学回到南京，高中毕业后，后来我又读了金陵大学。我在南京不但住了这么久，而且是出生地，而且是在这里接受的教育，所以南京对我一生影响是特别深的。
何晴：您曾在各地的多所大学就读和任教，您认为您当年就读的金陵大学，也是现在的南大，对您后来的成就有过什么样的影响吗？
余光中：那时侯我还小呢，也就是懵懂，那个时候我读的是外文系，当时属于文学院，当然对我的英文有很大的帮助。可是对我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但是大学，还有整个南京的地理环境，尤其是玄武湖和紫金山，我读大学先住在鼓楼，后来搬到城西北面去。
何晴：您在一篇著名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中表达了对4个女儿真切的关爱，你能否谈谈作为父亲在女儿成长中的心理的变化。
余光中：对，我们家有4个女儿，她们小时侯是最可爱的，在十六七岁以前完全属于父母，完全属于爸爸，所以我写过一首诗叫做《小木屐》，在南京穿木屐的比较少，在台湾尤其以前大家都穿木屐，我的小女儿穿着木屐刚会走路，踢踢踏踏，那我就蹲下来张开两臂鼓励她向我走来，那时她就孤注一掷地向我跑来，因为那时候在她生命中惟一的男人就是她爸爸。可是过了那个年龄就不一样了，我只看到她的背影了，没有看到她向我奔来的样子，因为男友在门口按铃。而她冲出去的速度之快，而且不再穿小木屐了，是穿高跟鞋。她们4个人我也写了你说的那篇散文《我的四个假想敌》，就是4个地下工作者，背着我来追求我们家的4个女儿。而且我最不利的一点呢，是她们的妈妈还站在她们的那边，里应外合，所以最后只剩下我一个“昏君”了。我希望我的4个假想敌写写情书，可以锻炼中文，顺便也可以让我看看他们的文笔如何，可是他们总是打电话，那么我也听不到了，其中的玄妙我也不懂，并且荒废了中文。所以伟大的情书已经成为绝响了。因为电话就装在我的书房里，一到晚上电话就来了，我家有5个女人，每个人要是有3个电话，我每晚就要接15个电话，都快成为接线生了。（笑）
何晴：我们都知道您与您的夫人白头偕老，可以说生活安定幸福。您对这种生活态度解释为，您用您的天才来写作，而日子过得去就行了。是否正是这种安稳的家庭生活给您的写作创造了稳定的环境？或者，它有时候是否也会局限您的创作灵感？
余光中：要说安定，我少年时代很不安定，因此我才会读3所大学，这意味着战乱使我不能在同一个大学读完，所以少年时代应该说非常动乱的，倒是我去台湾之后生活才显得安定。至于说幸福就很难说了，也有苦日子。后来的安定生活是给写作提供了比较稳定的工作环境。
许多人都认为诗人多情，情感丰富，其实感情丰富的人多得很，诗人也不一定非要多情，家庭生活是不会局限我的灵感的。至于灵感，它是一种神秘的东西，也是来源于生活的。灵感这个字眼应该最初是从国外来的，也就是“inspirition”。所以梁启超当年也不知道怎么办，他干脆翻译成“因斯皮里纯”。可见没有一个定理。现在都统称为“灵感”。有人认为灵感要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写不出来就怪灵感。其实我觉得灵感是一位艺术家或者科学家对一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办，他经常思考，想多了这个问题甚至进入他的潜意识，做梦也在经营，散步也在思考，直到最后豁然贯通，那一刻如有神助，我们把它叫做灵感。其实灵感是不断思考、不断体会之后忽然没有障碍了，想通了，问题很透明地呈现在你的面前，是不断努力的结果。因此灵感绝对不会来拜访懒惰的人。如果没有事先的准备和思考，灵感恐怕不会来。如果没有艺术的修养、技巧的锻炼，就算创意来的那一刻，他觉得灵光一闪，可是仍抓不住。就像凡高，他在画家中也算是早熟的，他画画只有10年的工夫，从27岁到37岁，可是他也苦练了很久，临古人的画，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两三年才画出像《向日葵》、《星光夜》等许多杰作。他的画现在大家都很喜爱，但在他的生前他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一个画家，没人欣赏他，没人买他的画，甚至没有人爱他。所以，灵感并不一定需要丰富的感情经历，也不一定要尝试动乱的生活。
何晴：您是一个诗人，而在现实中您是如何用诗人的眼光来看待生活的？
余光中：每个人的生活中都要有诗，不过诗也只是一个象征，一个人要过诗意的富有灵感的生活也不一定要做诗人。生活里面光有真理，有美德还不够，好像还缺少什么。生活里面还应该有艺术，不管是诗、绘画、音乐或者是雕塑，总而言之，生活里面应该有美。有一位美国的亿万富翁，他很喜欢他的小女儿，有一天他看到小女儿带笑地走过来，心花怒放，那一刻他就想做个诗人，可是他想不起如何形容他的女儿多么可爱，他想了半天说，啊，你美丽得像一张百万元的大钞。那就是说一个人虽然很富有，可是在诗意生活上可能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人，因为没有想象，连赞美女儿也想不出一句诗来，有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所以美是不能量化的，它是一种质，不是一种量。所以王尔德说，现在人的毛病就是什么东西都知道它的价格，可是没有东西你能知道它的价值。
何晴：您被称为当代诗坛健将、散文重镇、著名批评家、优秀翻译家，现已出版40余种作品集。而在祖国大陆，您的诗歌似乎名声更盛，一首《乡愁》至今仍被引为经典。而您自己认为，您最喜欢的和实际成就最大的创作体裁是哪一种？或者说哪种文体创作给你带来更多的收获？
余光中：我想祖国大陆很多读者都读过或者会背《乡愁》那首诗，不过我在大陆出版了二三十本书大部分还是散文，出的散文书还是比诗集多一点。我想大陆的读者读我散文的可能比读诗的多。诗、散文、评论和翻译这四样体裁我都蛮喜欢的。有时候碰到这一方面比较不畅顺的时候，就去经营另一方面，四样换着写。
何晴：请问您是怎样看待翻译的？或者您的翻译观是什么？
余光中：翻译吧，希腊神话中有9个姐妹，nine muses做文艺女神。文艺女神当然可以给诗人激励和灵感的，9个缪斯，有的甚至还管到了历史、天文，当然更多的管抒情诗、情诗、史诗等等，我说过惟独没有缪斯来培植翻译，所以我说如果让我来创造，我要创造the tenth muse，第十个缪斯专门扶植翻译。因为翻译是门艺术，一般的艺术家像诗人只要把他能够写得好的东西写好就行了，而翻译家呢要把人家写好的东西过渡到另一种语言里去。一般的艺术家要有创造力，可是翻译家还要有适应力，别人的东西怎么样把它转变成另外一种语言。我翻译过王尔德的3本喜剧，他是英国唯美派的大师，喜欢玩文字游戏。他的戏剧很难翻译，特别是台词，唇枪舌剑，很犀利。在一个国际研讨会上，我提出报告说我怎么翻译王尔德的，最后一段我说道，王尔德是不好翻，我翻过来的中文打七八折，但有时候碰巧呢，我的译文比他的原文更好。那些与会者本来没有注意听，一听到这句话都觉得我这个人很自负，我说当然喽，王尔德的句子喜欢用对仗，对仗是中文最了不起的，因为中文是单音节对仗比英文方便，所以我一碰到他的'对仗翻译成中文后就比他漂亮。不是我比他高明，是中文在这一点上比英文高明。
何晴：在中西文化交融中，您是受到了冲击还是启发？为什么您在西方生活那么多年还是认为中国语言不能西化？
余光中：冲击和启发两者都有，对于我来说当然是中国文学、传统文化影响最大，中国作家一定要认清两个传统，一个是诗经的传统，一个是五四以来的传统，这两个传统对作家帮助很大。不过西方文学也帮了我很大的忙，提供给我另外一种观点和角度。中国文学受西方影响这是不可避免的，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字能够常葆纯粹，特别是语文的优越性。所有的语文跟钱币一样都要跟外币交流，而且其交流的情况跟货币的比值比起来复杂得多。其实中文很早就受到外来的影响。而现在影响我们最大的外文，就是英文。英文和中文开始交流的时候，英国人学中文的不多，中国人学英文的多。但许多社会科学的名词最初都是日本先翻译的，中国再翻过来的。许多难以翻译的名词就用声音解决，比如“坦克”“引擎”“作秀”，有些词一直沿用下来。所以世界上语文是很难保持其纯粹的，通过与外文交流以后多少会改变其面貌。
中文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美丽的文字，不能到了一个程度反而把中国的文学给抛掉了，或者中文跟着英文走，很西化。这些都不是好趋势，应该引起中国读书人的警觉。我在大学毕业后两年曾经把《凡高传》翻译成中文，30多万字，过了20年，又有出版社要出新版叫我来修正。结果我修正又花了一年，当初翻译也才花一年，我修订了两万处。倒不是因为我当时的英文很差劲有误解，我改那么多处是改我的中文，我现在的中文已经不像当年因猛读英文而把英文的习惯带到中文里来那样比较西化了。我现在不满意那种写法，所以把它洗一遍。林语堂先生生前和我讲过，有人盗用他的书他一看就知道了。为什么？因为他一生没有用“人们”这两个字，他说“人”变为复数加个“们”这不是中文，所以他只用“世人”“人人”“大家”。中文西化也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善性西化，一个是恶性西化，这其中有成王败寇的区别。举徐志摩的诗《偶然》为例，他走了一步险棋，但字句欧化得恰到好处，这就是善性西化。
何晴：您怎样评价中国新诗发展的100年历程？您认为对新诗做过贡献的诗人除了您还有哪些？
余光中：中国新诗的100年有很多好诗，也有很多好的诗人，从上个世纪20年代到现在名家辈出。早年不用说了，像闻一多、徐志摩这些人大家都耳熟能详。那么后来呢，像40年代的卞之琳就很好，他是很细腻的一位诗人。还有冯至，诗中很有哲理。而目前硕果仅存的两位，一位就是辛笛，他目前在上海，另外一位就是臧克家了，好多年没有写了。这两位都很好。像年轻一代杰出的诗人有舒婷、北岛。
何晴：您认为诗歌创作有技巧可言吗？要是有的话，您认为在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余光中：其实诗歌创作的许多技巧都和同情、想象力有关系，比如说夸张，“海上的浪像山一样高，那就是把浪跟浪连在一起。”不过这个想象力很低级。那么一个人对别人有同情，对万物有同情和共鸣，这样自然就接近一个诗人了，你的心底就能和万物沟通。就像诗歌里面的很多技巧，像明喻、暗喻、夸张、象征等都和诗人的同情、想象力有关系。所以要用同情、想象力和广泛的好奇来看万事万物。雪莱说的好，“科学重万物之异，艺术重万物之同。”能在万物之间找到相同的一点就能有诗意，就是一个诗人了。
何晴：您一直在通过文学来促进两岸和平，您认为两岸文化差异在什么地方？
余光中：你这个问题问得有点问题。两岸文化说不上有差异，因为这其实是一种文化，就是政治情况不一样，文化的源流还是一样的。就我自己的感觉而言，无论是做学问，无论是写作，无论在哪一岸，甚至于在香港，或者你是一个华人在南洋吧，或者你是一个留学生在欧美吧，只要你是一个华人，那你要做一个学者或者做一个作家，一定要认识两个传统，一个是中华文学的大传统，那就是诗经以来的传统，另一个是小传统，就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的传统。一个中国作家要是不知道这两种传统，那是不可能的。两岸其实都是继承了这两个传统。像台湾最崇拜的一个神叫妈祖，妈祖就是福建人，她在海上救人，她成为台湾海峡的守护神，她就是福建来的并不是台湾本身的。他每年过年也是过中国年，他也要过中秋也要过端午，他中秋也要赏月，他元宵节也赏灯，他骂人还是用中国话。所以没有两岸文化的不同，绝对文化的不同，就算是文化表面上的若干现象不同，其实也是短期政治的分离的后果。所以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我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为了五十年的政治抛弃了五千年的文化。”
台湾早年对于美国文化的吸收，对于英文的重视，现在大陆也在这么做。当然把它当做世界化的一个阶段未尝不可，不过除了世界化之外，我想一个中国的读书人也要有历史感。世界化是一个横的宏观，历史感是对中国文化历史的了解，应该是一个纵的宏观。这两个宏观都是中国读书人必须修炼的美德。
何晴：您的诗作《珍珠项链》对您和您夫人婚姻生活有什么寓意吗？
余光中：我写给夫人那首《珍珠项链》正值我们结婚30周年，那已经是十几年前了，是1986年。因为30年的婚姻按照西方的说法是珍珠婚，以买珍珠来纪念。所以我们经过香港的时候就进了一家珠宝店，店里的女孩就拿来一个盘子，托着18寸长的珍珠项链说，这个很不错。可是我后来又想，30年只有18寸，一寸光阴好贵啊。
因为珍珠是圆的，让我想起晴天的露珠，雨天的雨珠，两个人分开的念珠。所以两个人在一起肯定是有晴又有雨的，有幸福又有迷茫。
何晴：您对当代大学生的恋爱怎么看？
余光中：我觉得你们不要因为面对爱情将来可能的迷茫迟疑不决，你现在要追求幸福就尽管去追求幸福，不要担心将来有幸福还是迷茫。有人说“只要青春不要痘”，事实上你选择了青春也就要接受青春痘。（笑）
余光中的爱情
现代作家余光中的爱情是人们热议的焦点。到底是怎样的爱情呢?下面是小编分享的关于余光中的爱情，欢迎大家阅读。
楚楚可怜的表妹
据范我存回忆，当时余光中“理个平头，穿一件麻布制服，看起来有点严肃，又有点害羞”。在此之前，范我存就常听姨妈提起这位表兄，夸赞他书读得好，中英文俱佳，又有绘画天分。范我存不免多瞄了他几眼，不过两人都很害羞，所以也没说上几句话，只记得余光中邀她去他们家玩。
表兄对这位初识的表妹显然很有感觉，因为不久范我存就收到他寄来的一份同仁刊物，里面有余光中翻译拜伦的作品。可笑的是，信封上写的收信人名字竟然是“范咪咪”。小书呆子不知道咪咪只是小名，甚至没去打听她的真名。范我存收到刊物，觉得有些突兀，也不很懂英诗，不过仍然眩惑于余光中的文采。
范我存此时就读于南京的明德女中，母亲孙静华是新女性的前辈，她总是教导范我存要看社论或思想性的文章，不喜欢她接触纯文艺。
范我存的父亲范肖岩是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早年留法，当然受西方影响，比较尊重女权。抗战爆发，范肖岩在带着妻女逃往内陆的途中染上肺病，一病不起。幸好外婆和舅舅已逃难到乐山，范我存母女就投靠了他们。
年轻时期的范我存，虽然外表楚楚可怜，其实是外柔内刚的性格。她皮肤白皙、五官清丽，从小就很讨人喜欢。
余光中母子第二次逃难，从南京抵达上海时，特别去找范我存母女，可是晚了一步，范我存已随着一位表姐夫先飞去台湾了。她去台湾的经历也很特别。
1949年初，范我存的姑妈有一女婿是飞行官，奉命从台湾新竹飞来上海撤眷，原本是要带姑妈去，但是姑妈不肯离开。表姐夫无奈，转而对一旁的范我存说：“咪咪，不如你跟我走吧!”
“台湾是什么样的地方?”范我存好奇地问。
“台湾是好地方，一年四季都有西瓜吃，又不像上海这么冷，你会喜欢的啦。”表姐夫说。
当时还在蚕丝公司上班的母亲，也赞成女儿先离开，于是范我存怀着好奇，匆匆收拾了简单的行李，第二天一大早就随着表姐夫登上轰炸机，呼啸去台。谁料这匆匆一别，就再难回去了!
到了台北，范我存考进了北一女，才念了两年半，学校为学生进行健康检查，发现她的X光片显示肺部有问题。
年轻苍白的岁月，就在养病中寂寞度过。陪伴范我存的就是一台收音机，她从早到晚守着收音机，听遍了所有节目。当时“美国新闻处”有一个音乐台，专播古典音乐，每周还举办猜奖活动，答对了问题就有乐器、书籍、唱片等奖品。范我存乐此不疲，得到不少奖品。
1950年6月，余光中一家三人从香港来台，到处打听范家母女的消息。不久，余范两家终于联络上了。
后来余光中在《四月，在古战场》一文中，对当年的表妹有这样的描述：“一朵瘦瘦的水仙，婀娜飘逸，羞赧而闪烁，苍白而疲弱，抵抗着令人早熟的肺病，梦想着文学与爱情，无依无助，孤注一掷地向我走来……”
从知己到情人
台大三年级的高材生，遇上了肺病休学的高中女生，不顾两边家长的反对，坚定地、甜蜜地发展出柔情。
一开始，两边家长都不太赞成他们来往。余家顾虑范我存身体不好，范家看余光中有点书呆气。但是两个年轻人很快就从知己发展成情侣。当时余光中在文坛上已小有名气了，表妹眼中自然是爱慕有加。而余光中也在表妹那里得到另一些艺术的启发，例如西洋现代绘画，尤其是凡高的作品，就是经由她介绍才开始认识的。
他们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除了谈音乐、绘画、文学，也常看电影，有时候会骑脚踏车到淡水河边、永和的竹林中去。余光中每次投稿，一定先让范我存欣赏。除了心灵契合，他们又有共同的生活经验：江南的童年，四川的.少年，逃难的艰苦，经过战火的洗礼，那份共鸣就更不一样。
在范我存眼中，余光中才华横溢，内涵丰富，稳定，可靠，富同情心，她心中早已有了决定。
年轻的余光中，在爱情燃烧到白热的那段时期，也曾用一柄小刀，在厦门街自家院子里的枫树干上，刻下“YLM”三个英文字首，Y代表余，L是爱，M是咪咪。
1955年，还在“国防部”服役的余光中开始翻译《凡高传》。他在白纸的正面写译文，反面写情书，然后寄给范我存，由她眷写后再寄回给他。前后11个月，全文30多万字全由范我存陆续誊写在有格稿纸上，之后才由余光中送往《大华晚报》发表。
范我存先是余光中的知己女友，然后是缠绵的情人，文学的助手，诗的第一位读者，当然也成为诗中的第一女主角。
“她了解我，对文学艺术富有敏感和品位，这是最吸引我的特质。”余光中回忆当年恋爱的心情，仍然满是温柔。
为他腾出一片写作空间
1956年，余光中终于和表妹结婚。这时他们来往已近六年了，彼此早已认定对方是自己惟一的选择。这对心灵相契的恋人，一致反对铺张庸俗的婚礼和吵闹的喜宴，向往电影中看到的西方婚礼，安静，圣洁，简单，隆重。
9月2日，一对新人在新生南路的卫理会教堂完成婚礼，摆了15桌喜宴，宾客包括梁实秋、夏济安、蓝星诗社的诗友及余光中的同学。
结婚之为女人一生的分界线，对于范我存来说，婚前的娇柔羞涩，在婚后不久就磨练成自信坚强。从1958年到1965年，七年之间，她生下了五胎(其中惟一的男婴出生后三天不幸早夭)。
范我存回忆当年，经常是门铃、电话铃齐响，她一手挟着孩子，一边先抢接电话，要对方等一下，再奔下玄关去开大门;要不就是在厨房，把孩子放在推车里，忙着做饭。余家全盛时期，大小共有八口，食指浩繁，食量惊人，还得兼顾营养可口。这对范我存是一大考险，但渐渐她也从中学到了讲求实际，而婚前的浪漫幻想也得暂放一边。
不过丈夫的文学活动，她始终坚持参与。蓝星诗社的成员把余宅当作总部，众诗人经常进出。后来余光中在师大教书，交游更广，家里又经常有学生来往，再加上公公余超英好客成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厦门街余宅，简直人文荟萃。
外表娇柔的范我存，也许是深受母亲的影响，其实内心是极有主张的。她兼具传统与现代女性的优点和特质，虽然自己也很有才干，但是婚后完全奉献自我，不但是贤内助，更是贤外助。从内务大臣到外交部长，全由范我存一手担纲。
“她帮我摒挡出一片天地，让我在后方从容写作，我真的很感谢她。”余光中不止一次这样说。
“他忙起来，可以几天关在书房中，对你不理不睬，好像天塌下来都要由我自己去挡。刚开始我也不能适应，后来觉得他的创作的确很重要，我们都以他为荣，为他牺牲也就值得了。”范我存就这样从新婚的娇妻，一下子变成了四个女儿和一个丈夫的支柱。
从“一朵瘦瘦的水仙”到今日的雍容自信，范我存始终是余光中的最佳“牵手”。她并未因余光中的成名而丧失自我，她有高度的智慧，恰到好处地掌握了大局，不论余光中的文学天地或私人领域，她都能自信自在地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