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有客》
《周颂·有客》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一首诗。诗经有客全诗体现的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诗人在这首诗里蕴含了自己怎样的情感？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诗经·有客》，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诗经·有客》原文：
有客有客，亦白其马。
有萋有且，敦琢其旅。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
言授之絷，以絷其马。
薄言追之，左右绥之。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诗经·有客》注释：
1、客：指宋微子。周既灭商，封微子于宋，以祀其先王，微子来朝祖庙，周以客礼待之，故称为客。《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可证。
2、亦：语助词，殷商尚白，故来朝作客也乘白马。
3、有萋有且：即“萋萋且且”，此指随从众多。
4、敦琢：意为雕琢，引申为选择。旅：通“侣”，指伴随微子的宋大夫。
5、宿：一宿曰宿。
6、信：再宿曰信。或谓宿宿为再宿，信信为再信，亦可通。
7、言：语助词。絷：绳索。
8、薄言：语助词。追：饯行送别。
9、左右：指王之左右臣子。
10、淫：盛，大。威：德。淫威，意谓大德，引申为厚待。
11、孔：很。夷：大。
《诗经·有客》译文：
有客远来到我家，白色骏马身下跨。
随从人员众且多，个个盛服来随驾。
客人头夜宿宾馆，两夜三夜再住下。
真想取出绳索来，留客拴住他的马。
客人告别我送行，群臣一同慰劳他。
客人今已受厚待，老天赐福将更大。
《诗经·有客》赏析：
《周颂·有客》，是宋微子来朝周，周王设宴饯行时所唱的乐歌。近人说，多主此说，可信。《毛诗序》云：“有客，微子来见祖庙也。”此诗主旨，古今文说相同。盖谓微子来朝，助祭周之祖庙，周王于祖庙中礼见之也。诗作于周成王之时。
全诗一章，共十二句，可分三小节：一节四句，言客之至；二节四句，言客之留；三节四句，言客之去。礼仪周到，言简而意赅。
今按：微子名启，商纣王同母之庶兄，当殷之世，受封于微而爵为子，“微”为殷畿内国名。及武王克商，改封微子于宋。其时纣子武庚尚在，故微子不得为殷后，及武庚叛周，周公辅成王诛之，于是封微子于宋，进爵为公，命为殷后，以奉汤祀。微子朝周，周以客礼待之，诗称“有客”，盖以美微子，以示殷虽灭亡，汤祀不绝故也。
诗第一节首二句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马。”写微子朝周时所乘的是白色之马。因宋为先代之后，于周为客，故不以臣礼待之，如古史所称舜受尧禅，待尧子丹朱以宾礼，称为“虞宾”，用意相同。殷人尚白，微子来朝乘白色之马，这也是不忘其先代的表现，这一细节，说明在周代受封之宋国，还能保持殷代制度，故微子来朝助祭于祖庙，谓之“周宾”可也。“有萋有且，敦琢其旅”，写微子来朝时，随从之众。“萋萋”、“且且”，形容众多，“敦琢”，意为雕琢，有选择美好之意，两句表明微子来朝时，其众多随从都是经过选择的.品德无瑕的人。这一小节写得很庄重，写客人之来，从乘马、随从等具体情节来表现，以示客至之欢欣，可谓得体。
第二小节四句，写客人的停留。“有客宿宿，有客信信。”一宿曰宿，再宿曰信，叠用“宿宿信信”，表示住了好几天。客人停留多日，可见主人待客甚厚，礼遇甚隆。“言授之絷，以絷其马”，表明主人多方殷殷留客。诗句中“言”为语助词，诗经中常见，“授之絷”，意为给他绳索，“絷”是名词。下句“以絷其马”，是说，用绳子拴住他的马，絷是动词。两句写留客之意甚坚，甚至想用绳索拴住客人的马。这和后来汉代陈遵留客，把客人的车辖投入井中的用意，极为相似。把客人的马用绳索拴住，不让他走，用笔之妙也恰到好处。
最后一小节四句写客人临去，主人为之饯行。其诗曰：“薄言追之，左右绥之。”“追”字，意为饯行，也可以解为追送。“薄言”，习用语助词。“左右”，指周王左右群臣。在饯行的过程中，周的群臣，也参加慰送，可见礼仪周到。下二句云：“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淫”有“大”意，“威”者德也。大德，含厚待之义。言微子朝周，既已受到大德的厚待，上天所降给他的福祉，也必然更大，以此作颂歌的结语，既以表示周代对殷商后裔的宽宏，亦以勉慰微子，安于“虞宾”之位，将来必能得到更多的礼遇也。
在中国历史上，汤伐桀，武王伐纣，皆以吊民伐罪为号召，对于被灭亡的前代，并不断其禋祀。如武王克商，封微子于宋，待以客礼。至成王时，武庚叛诛，微子进爵为公，以奉汤祀，与周并存者数百年，保留兴灭国、继绝世的古义。迨至炎汉以后，改朝换代时，对前代王室之子孙，多半杀尽灭绝，元之代宋，清之代明，杀戮尤为惨酷，幸免者寥寥。其得以免于诛戮，得有客礼相待者，仅有民国之于逊清，盖以政权既归民国，帝王专制不复存在，故满清得以保存其宗族，享受民国之福祉。至于其他朝代，当其兴也，诛夷前代之子孙，使无噍类；及其亡也，其子孙宗族，亦受他人之屠戮。故周世宗愿世世毋生帝王家，而明崇祯帝更有对爱女悲呼“若何为生我家”之痛也。
诗经·周颂·臣工之什·有客
原文：
有客有客，亦白其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
言授之絷，以絷其马。薄言追之，左右绥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译文：
有客远来到我家，白色骏马身下跨。
随从人员众且多，个个盛服来随驾。
客人头夜宿宾馆，两夜三夜再住下。
真想取出绳索来，留客拴住他的马。
客人告别我送行，群臣一同慰劳他。
客人今已受厚待，老天赐福将更大。
注释：
⑴客：指宋微子。周既灭商，封微子于宋，以祀其先王，微子来朝祖庙，周以客礼待之，故称为客。《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后也，于周为客。”可证。
⑵亦：语助词，殷商尚白，故来朝作客也乘白马。
⑶有萋有且(jū)：即“萋萋且且”，此指随从众多。
⑷敦琢：意为雕琢，引申为选择。旅：通“侣”，指伴随微子的宋大夫。
⑸宿：一宿曰宿。
⑹信：再宿曰信。或谓宿宿为再宿，信信为再信，亦可通。
⑺言：语助词。絷(zhí)：绳索。
⑻薄言：语助词。追：饯行送别。
⑼左右：指王之左右臣子。
⑽淫：盛，大。威：德。淫威，意谓大德，引申为厚待。
⑾孔：很。夷：大。
鉴赏：
全诗一章，共十二句，可分三小节：一节四句，言客之至;二节四句，言客之留;三节四句，言客之去。礼仪周到，言简而意赅。
今按：微子名启，商纣王同母之庶兄，当殷之世，受封于微而爵为子，“微”为殷畿内国名。及武王克商，改封微子于宋。其时纣子武庚尚在，故微子不得为殷后，及武庚叛周，周公辅成王诛之，于是封微子于宋，进爵为公，命为殷后，以奉汤祀。微子朝周，周以客礼待之，诗称“有客”，盖以美微子，以示殷虽灭亡，汤祀不绝故也。
诗第一节首二句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马。”写微子朝周时所乘的是白色之马。因宋为先代之后，于周为客，故不以臣礼待之，如古史所称舜受尧禅，待尧子丹朱以宾礼，称为“虞宾”，用意相同。殷人尚白，微子来朝乘白色之马，这也是不忘其先代的表现，这一细节，说明在周代受封之宋国，还能保持殷代制度，故微子来朝助祭于祖庙，谓之“周宾”可也。“有萋有且，敦琢其旅”，写微子来朝时，随从之众。“萋萋”、“且且”，形容众多，“敦琢”，意为雕琢，有选择美好之意，两句表明微子来朝时，其众多随从都是经过选择的品德无瑕的`人。这一小节写得很庄重，写客人之来，从乘马、随从等具体情节来表现，以示客至之欢欣，可谓得体。
第二小节四句，写客人的停留。“有客宿宿，有客信信。”一宿曰宿，再宿曰信，叠用“宿宿信信”，表示住了好几天。客人停留多日，可见主人待客甚厚，礼遇甚隆。“言授之絷，以絷其马”，表明主人多方殷殷留客。诗句中“言”为语助词，诗经中常见，“授之絷”，意为给他绳索，“絷”是名词。下句“以絷其马”，是说，用绳子拴住他的马，絷是动词。两句写留客之意甚坚，甚至想用绳索拴住客人的马。这和后来汉代陈遵留客，把客人的车辖投入井中的用意，极为相似。把客人的马用绳索拴住，不让他走，用笔之妙也恰到好处。
最后一小节四句写客人临去，主人为之饯行。其诗曰：“薄言追之，左右绥之。”“追”字，意为饯行，也可以解为追送。“薄言”，习用语助词。“左右”，指周王左右群臣。在饯行的过程中，周的群臣，也参加慰送，可见礼仪周到。下二句云：“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淫”有“大”意，“威”者德也。大德，含厚待之义。言微子朝周，既已受到大德的厚待，上天所降给他的福祉，也必然更大，以此作颂歌的结语，既以表示周代对殷商后裔的宽宏，亦以勉慰微子，安于“虞宾”之位，将来必能得到更多的礼遇也。
国故与《诗经》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20世纪初，赴海外求学的青年人有学成归国者，面对凋敝的社会现实，遂萌生学术救国的志向。于是，以启发民智、革新风俗为宗旨的报刊相继创办，有关西方启蒙的译著也大量涌现。由于国外见闻及个人性情的差异，学术救国的路径不一，留日派多主张以激进的方式改变社会，留美派多认同改良。大体而言，这些学者有共同的理想，即社会启蒙，而在引介西方文化时，他们也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如何对待缺乏现实功用的传统文化?
严复翻译《天演论》、《群己权界论》，推崇“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理念，同时认为《四书》《五经》“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呼吁推倒雕琢阿谀的贵族文学，推倒陈腐铺张的古典文学，推倒迂晦艰涩的山林文学，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尤为激烈。另一方面，由吴宓主编的《学衡》重视古代遗产的价值，在动乱的年代复苏人的历史感，进而形成民族身份的认同。胡适则主张以科学的精神整理国故。能在引介西学的同时发现传统文化的价值，吴宓与胡适功不可没。
所谓“整理国故”，即用批判和科学的精神区分“国粹”与“国渣”。《诗经》作为中国文学的滥觞，自然受到学者们的关注。1911年到1925年，胡适发表一系列演讲，将《诗经》视为古代歌谣总集而非神圣的经典，主张研究《诗经》要多参考比较;他又作《周南新解》，尝试以白话文翻译古诗歌。无独有偶，1923年郭沫若在《卷耳集》中选取《国风》40首，译成现代新诗。1926年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出版，由此形成一个学者团体“古史辨派”。该派以考辨古史、古书为要务，并试图从《诗经》中整理出周代的歌谣，这无疑是对胡适学术理想的响应。《古史辨》第三册下编皆为《诗经》方面的文章，他们断定《毛诗序》乃东汉卫宏牵强附会之作，由此否定了以《毛诗序》诠释《诗经》的意义。宋儒朱熹已不全信《毛诗序》，郑樵讥讽《诗序》为“村野妄人所作”，但“古史辨派”的批判力远非宋儒所能及，《诗三百篇》得以脱离《毛诗序》的道德说教，回归到文学的本真面貌。
然而，后来学者审视这段往事时，犹心存遗憾，因为《诗经》的《雅》《颂》部分被忽略了。夏传才注意到20年代的学者几乎都在诠释《国风》的篇目，读者由此形成一个印象：《诗经》是民歌集。这既不符合《雅》《颂》的主旨，也不能涵盖《国风》的全貌。上个世纪30年代，朱东润在《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中认为《国风》大半为统治阶级的作品，意在纠正《国风》出于民间论的说法。80年代又有陈子展的《诗经直解》和程俊英的《诗经译注》，内容涵盖《风》《雅》《颂》诸篇。即便如此，“国故整理者”以《国风》代替《诗经》的'影响犹未改观，《诗经》也只被视为远古质朴的平民对爱情的歌唱与对暴敛统治的愤慨。虽有史学家以《雅》《颂》为史料，借以描摹商周的依稀面貌，但两者作为诗歌的感染力却弱化了，因而难以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这不能不说是近代学术传承中的一处缺漏。
大体而言，《颂》多为祭祀先公先王时演奏的乐歌，大小《雅》多是卿大夫讥讽周朝政治得失的诗篇。《左传》引用《雅》多于《国风》，可见在春秋士大夫眼中，《雅》的重要性非《国风》所及。而且《雅》中描绘的两周之际的国衰民弊与近代中国积弱不振的情形颇为相似：《大雅·召?》“昔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言土地削亡，国运维艰;《小雅·节南山》“天方荐瘥，丧乱弘多”，言疾疫频仍，下民劳瘁。返观近代中国，甲午海战，北洋水师覆灭，顿启列强瓜分中国之念，而中国“人心风俗……乃社会最为危岌之时”，官宦不图进取，苟利一身，更不悯恤民生国计。既然如此，“国故整理者”为何舍弃《雅》而重视《国风》呢?
大小《雅》诸篇中的喜怒哀乐多囿于纲常伦理，而《国风》中的诗篇，无论是青年的爱恋还是弃妇的悲愁，皆是真挚的情感。20世纪初的中国，欧洲启蒙学说涌入，新思想唤醒了知识界的危机意识，同时，大量发行的报刊形成了一个启蒙公共领域，自由表达思想，挣脱旧伦理，“争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启蒙语境下对自由的渴求容易与体现个体情感的文学产生共鸣，这也是“国故整理者”重视《国风》的时代心理。此外，相对于《雅》《颂》，《国风》被汉儒附会曲解最多，《关雎》本是讲男子爱慕窈窕淑女，《毛诗序》却认为是赞美后妃之德;《卷耳》原是描绘妻子对役人的忧念，《毛诗序》却说是后妃辅佐君子;《采葛》“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意在表达切切的思恋，却被当成惧谗之作。汉儒附诸《国风》的诗教理论，在“国故整理者”看来，犹如旧伦理强加于自由思想的枷锁：诗之真价值历二千年而不明，皆诸腐儒之罪。所以“国故整理者”急于为《国风》恢复本来的面目。
《国风》和《雅》《颂》不同的语言风格也影响了学者的态度。《雅》读起来诘屈聱牙，《周颂》古拙难懂，《国风》则质朴鲜活，更符合“白话文运动”的精神。在古代中国，书面语言与日常谈话差别很大，“一个作家用接近口语的体裁写书，往往被认为是把他自己和他的书置于普通老百姓的水平”，而普通民众多与读书识字无缘，所以无论从启发民智还是学术传承来看，近代思想家都希望有所改观。1877年，黄遵宪出使日本，感受到日本文字由汉字变革为假名的益处，“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令天下农工商贾皆能通文字之用的唯一途径即实行“言文一致”。严复也想以白话文来普及教育，乡镇之中“子弟凡十龄以上者，迫使入学。以三年为期，教以浅近之书数，但求能写白话家信，能略记耳目所见闻事”。《国风》既被认定来自民间，为白话文学的源头，虽多里巷猥辞，然终因质朴之美而得以发扬，《雅》《颂》的沉郁醇酽则备受冷落。
值得一提的是，“国故整理者”的态度与童年记忆也有关。胡适回忆儿时读朱熹《诗集传》，“起初还好懂，读到《大雅》，就难懂了;读到《周颂》，更不可懂了”。赴美留学时，胡适购置一套《十三经注疏》石印本，接触了毛公、郑玄等汉儒注释的《诗经》，他为汉儒与宋儒间的差异而困惑，试图写点批判性的文章。顾颉刚有更不愉快的童年经历，他学在私塾，读《国风》时，轻妙的句子和清幽的意蕴足以涵泳良久，可读《小雅》时，“堆砌的字句多了，文学的情感少了，便很有些怕念。读到《大雅》和《颂》时，句子更难念了，意义愈不懂得了”。虽然不愿意诵读，但害怕威严的先生，“我越怕读，他越逼着我读。念不出时，戒尺在桌上乱碰;背不出时，戒尺在头上乱打。在威吓和迫击之下，常使我战栗恐怖，把我逼成了口吃，一生不能自由发表思想”。汉儒对《诗经》的道德说教与私塾的严厉风气对胡适、顾颉刚来说是一种折磨，对于《雅》、《颂》的传承又何尝有益?穿凿附会的解释掩盖了先人的真实情感，进而又影响到近代学者的《诗经》观，郭沫若就认为《国风》的价值高于《雅》，《雅》高于《颂》，这也是20年代以来多数学者的看法。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意识到《雅》的文学价值，1912年，日本的诸桥辙次将《国风》、大小《雅》等而视之：“二《南》之肃慎谨恪，二《雅》之醇良庄重，而十三国风之触物应事，波澜跌宕，曲折多变，以之为文学之冠冕，谁人踟蹰哉?”20年代，傅斯年叹赏大小《雅》为诗文之盛，“是宽博渊懿者，其中含蓄若干思想，以成振而不荡，庄而不敛之词”。
平心而论，清新质朴的《国风》固然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大小《雅》也别具厚重之韵味：《大雅·!》描写劳作：“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众人用版筑之法盖房的场景宛若眼前;《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赞赏贤者不随波逐流，乘白驹入空谷，虽仅生刍以秣之，而美德如玉。事实上，《雅》与《国风》一样滋养着古代文学，杜甫《戏为六绝句》“别裁伪体亲风雅”，正是说《国风》与《雅》皆不可偏废。杜诗多记载晚唐的分崩离乱，与《雅》诗中描述的政治兴衰颇为一致。所以，《雅》诗不仅描绘了两周之际的思想和情感世界，其沉郁之美也能薰染人的性情。
当然，以《国风》为《诗经》全貌的疏忽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国故整理者”。近代中国新旧交替，若再造文明，引进西方理念的同时也须重新审视古代传统，“整理国故”与“白话文运动”正是中国近代启蒙的两端，而对中国近代思想影响深远的欧洲启蒙也莫不如此。中国近代启蒙，虽然由于30年代的亡国危机而中断，即“救亡压倒启蒙”，但它自身的进程并非没有缺陷。孕育两百年的西方启蒙思潮在20余年间涌入，国人无所适从。“整理国故”与“白话文运动”本该是相辅相成的，前者重传统，以寻求民族的精神归宿;后者重当下，以促进思想的启蒙开化。然而，在20世纪初的中国，“白话文运动”的风生水起却左右了“国故整理者”的喜好，反映在《诗经》整理上，则不免热衷于《国风》而冷落《雅》《颂》。因此，“国故整理者”也没有完成预想的志业。
时下的国学热或被批评为复古，但在现代中国，重新发现古代作品的审美价值，在变革的时代寻找民族文化的起源，也是继承近代以来未竟的启蒙事业。
诗经资料
《诗经》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所以又称《诗三百》，与《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合称为五经。“古者《诗》三百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最初称《诗》，被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他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诗经》里的内容，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说法虽或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是无疑的。《诗经》不仅是最早的诗歌总集，而且也是一部反映当时社会的百科全书。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源头及代表作。
《诗经》现存诗歌 305 篇，包括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共 500 余年的民歌和朝庙乐章，分为风、雅、颂三章。
“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五国风，大部分为东周时期的作品，小部分作于西周后期，以民歌为主。(邶：周代诸侯国名，在今河南省。鄘：后来并入卫国，故城在今河南省汲县东北。卫：诸侯国名，在今河南省北部、河北省南部一带。王：周平王东迁后的国都地区，在今河南洛阳一带。郑：在今河南省新郑县一带。齐：今山东省大部分地区。魏：古魏国在今山西省芮城县东北。唐：晋的前身，在今山西省。秦：在今陕西省境内。陈：在今河南省淮阳、柘城以及安徽省毫县一带。桧：桧国后为郑国所灭，二国领土相当于今河南省郑州、新镇、荥阳、密县一带。曹：在今山东省曹县、荷泽、定陶一带。豳：也作邠，在今陕西郴县、旬邑县一带。)
“雅”包括大雅和小雅，共 105 篇，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王畿地区的作品，均为周代朝廷乐歌，多歌颂朝廷官吏。
“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共 40 篇。其中周颂为西周王朝前期的作品，均为西周统治者用于祭祀的乐歌，内容多歌颂周代贵族统治者及先公先王，共31篇;鲁颂为公元前7世纪鲁国的作品，歌颂鲁国国君鲁僖公，共4篇;商颂是公元前 8 世纪到公元前 7 世纪宋国的作品，共5篇。
《诗经》作为一部经典著作，对我国历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诗经》中的许多篇章﹐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2500年前漫长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尤其是从西周末年到春秋中叶﹐周王朝及各诸侯国横征暴敛﹐攻伐兼并﹐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诗经?国风》中的许多诗篇就反映了这一时代人民的痛苦生活﹐表达了人民的不满﹑怨愤和反抗情绪。如《魏风》中的《伐檀》﹐写一群伐木者边劳动边歌唱﹐对不劳而获的奴隶主领主们作了愤怒斥责:“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硕鼠》更痛斥那些剥削者为大老鼠。《国风》中还有不少作品﹐反映了繁重的劳役和兵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灾难。如《唐风·鸨羽》写没完没了的“王事”迫使人民无法从事农业生产﹐赡养父母。《魏风·陟岵》写一行役者望乡思家﹐回忆起父母兄长的嘱咐﹐叫他自己当心﹐不要死在异乡﹐《邶风·击鼓》﹑《王风·扬之水》等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伴随着徭役﹑兵役的苛重﹐因而出现离人思妇之作﹐士兵们厌战思家﹐妻子们怀念征人。这一类作品有《召南·殷其雷》﹑《卫风·兮》﹑《王风·君子于役》 《豳风》东山等。《东山》写一士兵出征已久﹐役满还乡时心情。他想到家园可能已经荒废﹐心里感到悲哀﹐但是他仍执着地怀念家乡﹐深沉感人。
在《国风》中以恋爱婚姻为题材的民歌数量最多﹐也最富情采。有的表现热恋的欢乐﹐有的表现相思之苦﹐都显示了古代人民单纯开朗的性格和纯洁质朴的心灵。如 《卫风·木瓜》﹑《郑风·萚兮》﹐表现了青年男女两无嫌猜﹑和谐欢乐的爱情﹔《郑风》中的《狡童》和《褰裳》写热恋中的女子对情人的戏谑﹐显得幽默而风趣。另外如《邶风·静女》﹑《郑风·溱洧》﹑《郑风·风雨》﹑《王风采葛》等﹐写爱情中的各种表现和心理变化﹐都十分真挚动人。而象《邶风·谷风》﹑《墉风·柏舟》﹑《卫风·氓》﹑《王风·中谷有蓷》﹑《郑风·遵大路》诸篇﹐或者反映了妇女被遗弃的悲惨命运﹐或者描写了她们敢于争取自由婚姻的斗争精神。其中的《氓》可称为代表作。诗中女主人公是一位弃妇﹐她诉说着自己当初如何钟情于一位男子“氓”??弃了她。诗中唱出了她的悔﹑她的恨和她的决绝。
劳动诗歌也是《国风》中重要的一类﹐象《周南·芣苜》﹐是妇女采集车前子时所唱的歌﹐诗篇以简单的语言﹐简
《国风》单的韵律﹐唱出了劳动的欢乐情绪和热烈气氛。又如《魏风·十亩之间》﹐写采桑者劳动将结束归家时的高兴心情。《豳风·七月》更是一篇内容丰富的农事诗﹐诗中不仅叙述了农奴们全年的辛勤劳动﹐而且还反映了他们忍受奴隶主经济上的掠夺和人身的侮辱。
此外﹐ 《国风》中还有些揭露﹑讽刺诸侯荒淫无耻的作品﹐如《邶风·新台》﹑《墉风·墙有茨》﹑《齐风·南山》﹑《陈风·株林》等等。这些诗针对奴隶主贵族的'丑行﹐作了尖锐辛辣的抨击。卫宣公把儿子的新娘占为己有﹐《新台》篇里就将他比作一只癞蛤蟆。齐襄公淫其妹﹐《南山》篇里就将他比作一只雄狐狸。
在《雅》诗里﹐有一部分是贵族祭祀用的乐歌。如《小雅》中的《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等﹐都是祈求丰年的乐章﹐中间描绘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至于《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诸篇﹐则颂扬自周族的始祖后稷建国﹐到武王灭商的历史功绩﹐中间有一些神话传说﹐曲折地反映了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生活情景。《小雅》中的《采薇》﹑《出车》和《六月》写周宣王时对玁狁的一些军事活动。到了西周后期﹐统治阶级日趋腐朽﹐各种社会矛盾加剧﹐二《雅》中的一部分作品﹐其作者虽为贵族统治集团中人物﹐却反映了政治混乱和社会动荡的现实。代表作有《小雅》中的《节南山》 ﹑《正月》﹑《十月之交》﹑《巧言》﹑《青蝇》﹐《大雅》中的《民劳》﹑《板》﹑《荡》等。
《小雅》里也有少数民间作品﹐如《苕之华》﹑《何草不黄》﹐或写饥寒之苦﹐或写征夫之劳﹐和《风》诗的风格完全一致。
《周颂》全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祭祀宗庙的舞曲歌辞﹐用典重的词章歌颂祖先的功德并祈求降福子孙。其中有几首写到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如《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可以从中了解西周初年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情景﹐是研究当时社会经济的重要史料。《鲁颂》是鲁国贵族用于宗庙的乐章。其中《泮水》﹑《閟宫》二篇是臣子对国君的歌颂﹐有许多夸张的描写﹐它对汉大赋的形成﹐曾有影响。 《商颂》是宋国贵族用于祭祀祖先商王的颂歌﹐如《玄鸟》﹑《长发》﹑ 《殷武》等篇﹐描叙商民族在开国时期经过艰苦斗争﹐终于成就大业﹐虽属歌功颂德﹐却颇有宏伟气象。
《诗经》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广泛而深刻地描写现实﹑反映现实的精神﹐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中国古代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诗经》的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