恽字开头的诗句 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的人生乐趣 陶渊明创作了大量田园诗,开创了田园诗派。与中国文学史上前前后后诸多的田园诗人相比,陶渊明最大的特色就是亲自参加了农

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的人生乐趣

陶渊明创作了大量田园诗,开创了田园诗派。与中国文学史上前前后后诸多的田园诗人相比,陶渊明最大的特色就是亲自参加了农业耕作,并在诗中真切地表达了其中甘苦。他自述参与农耕的诗作共有六首,其他一些诗也涉及农耕,但并非专写此事。在这几首诗中,以这首《归园田居》(之三)与另一首《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最为人称道。

初看,此诗平淡无奇,淡到几乎看不见诗,但却得到人们的欣赏并广为传诵,原因何在?主要就在于,陶渊明的视角是诗人的,不是普通农夫的,他所表达的是只有诗人耕作才会产生的感受,不同于田者自歌。他看似平淡的语言中蕴含着朴厚悠远的诗的神韵,在平平常常的叙说中,写出了一个宁静而丰足的精神世界。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不妨从他对农耕的态度讲起。

诗作开头两句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开篇十分自然朴素,诗人在南山下种了一些豆子,豆田的情况是草很茂盛,豆苗却稀稀疏疏的。面对这种情况,诗人是什么态度呢?地地道道农夫的态度,很可能是要焦虑的,或者干脆放弃了,而诗人却欣然接受。豆田如此荒芜,他还要精心侍弄。“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一大早就起来去清除杂草,直到月亮出现在天空才扛着锄头回去。为了这长得稀疏的豆子,诗人还要在草木丛生的狭窄小道上行走,以致晚间的露水打湿了衣裳。读到这里,人们不禁会产生疑问,这么做值得么?诗人最后道出了种豆之意,原来豆子的丰茂与否,并不是他特别挂心的,衣服被沾湿更是小事一桩,他在意的是另一件对于他整个的生命都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但使愿无违”,只要不违背自己的意愿。他的意愿究竟是什?这首诗没有说,我们可以从诗人其他的诗作中看出来。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云:“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虽然一年过去到底种了多少地,收获有几多,诗人从不曾考虑;可是在农事耕作里遇到的事情大多让他心神舒畅。因而,他吟咏不辍,虚掩柴门,甘心做个耕作于陇亩之间的百姓。依循同一思路,豆子多少,诗人并不计较,关键在于他能在农事中得到乐趣,觉得做个农夫挺不错。《西田获早稻》一诗在备述农家事之后,亦云:“但愿常如此,躬耕非所叹。”可见,诗人的意愿就是能在田园安居,过着自食其力的耕种生活。

早起晚归去耕种,诗人也认为是苦差事,他之所以不说它苦,是因为怕辜负了自己的心志。而且,尽管耕作让人四体疲劳,可没有外界特别的忧患干扰,人的心灵能够得到安宁。他说:“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巽田舍获》其一)“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西田获早稻》)在《归园田居》(其三)这首诗里,诗人就不仅不言春作苦,而且还写了他在种豆一事中得到的淡淡的欣悦。

文人士大夫对于耕作,还有两例可以与陶渊明相对照,从中更可以看出陶的个性特点。汉代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曾作有歌诗,也言及种豆。陶诗首二句可能受到杨的启发,也可能根本未受杨的影响,二人所言之事类似,只是偶合而已。不管真实的情形如何,我们都能够看出他们对种豆所持的态度是有很大差别的。据《汉书·杨恽传》载,杨恽被废为庶人之后,“家居治产业,起室宅,以财自娱。”他过着以财自娱的生活,看起来没有亲自参加耕作的可能性更大些。但他在《报孙会宗书》中却说:“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园治产,以给公上。”不知何者为是。杨自云酒后耳热,仰天拊缶歌呼其诗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他也在南山种豆,但却听之任之,根本不加整治,由它自生自落。因为他认为,人生应当及时行乐,想富贵还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由此看来,杨恽即使真的自己耕田,也只是用以发泄悲愤而沉沦的情感罢了,与陶渊明耕种以求食的朴素目的,在耕种中得到精神愉悦的态度截然不同。

陶诗中谈及“理荒秽”,这让人联想起另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从屈原的诗作中,我们看不到种豆的事情,不过他有对种植的表述。《离骚》云:“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屈原自云栽种了百亩香草,并对这些香草寄与了厚望,希望它们长得枝叶峻茂。如果香草枯萎断绝,他不会为之悲伤,可是香草却变得芜杂污秽,改变了自然的芬芳高洁品质,这让诗人哀叹不已。屈原可能真的种植过香草,但诗中并非重在写植草种花,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赋予此事以象征意义,指的是诗人曾培植教育过一些弟子,可是,他们却和政治上的反动者同流合污,失去本来的贞正品格,使诗人深感痛心。

与杨恽和屈原相比,陶渊明既不像杨恽那样对南山之豆不闻不问,也不像屈原那样有所寄托,他对农耕之事抱着客观而且坦然的态度,不管豆苗繁茂与否,他都尽心尽力地除草整治,而他整治荒秽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求得怎样的丰收,他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种植豆苗,别是一种顺任物之自然,顺任人之自然的态度。他在种豆除草这样极平常的事情中,发现了乐趣,实现了自我,得到了心灵的宁静,看似平淡的语句因此饱含醇厚的诗意。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卓越之处。与诗人自己其他的作品比较,就能够略知一二。比如,同是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表述,《西田获早稻》云:“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此诗则云:“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理荒秽”所说行动的指向性就比“肆微勤”具体多了,而且“带月荷锄归”一句不仅有形象,还写出优美温馨的意境,诗中有画,真切生动。有此警句,全诗生辉。诗人是“带月”而归,而不是月照而归,这样的措辞,就突出了人的主体性,流露出人物的风神,流露出人物对周遭景物的喜爱,虽然这欣喜是那样的淡,让人几乎不能觉察。富于形象性,篇有佳句,也是这首诗受人喜爱的一个原因。

诗的语言平淡古朴,具有汉魏风格,不避重复就是一证。豆,草,沾衣等字样在短短的四十个字的小诗里,都重复出现,作者并不选择其他的语词来代替,这在近体诗中是很少见的。然而这些语词的重复并没有给人累赘之感,反而让人觉得亲切朴实,仿佛诗原本就在作者胸中,是自己流出来的一样。他信口而吟,却自有旁人不能及的一片旷远散谈,天然浑成,真是令人企慕。

就结构而言,不断的转折是本诗特色。豆苗稀就不要种了吧,可诗人还津津有味地早起晚归去整治。言及归来,似乎已经无话可说,诗人转而言说道上草木长,晚露打湿衣裳。沾湿了衣裳大概要抱怨了吧,他又说不足惜,只要不违背心志就行。就在这不断的转折中,诗人完成了一幅他心灵的风景画。转折虽多,却毫不费力,没有刻意为之的痕迹,如果不是性情本来就平和,如果不是语言的功力深厚,是不可能达到这一境界的。

归园田居 其三 陶渊明

陶渊明的《归园田居》组诗,共五首,描绘田园风光的美好与农村生活的淳朴可爱,抒发归隐后愉悦的心情,其中的第三首是如何的?

归园田居·其三

朝代:魏晋

作者:陶渊明

原文: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注释

①南山:指庐山。

②稀: 稀少。

③兴: 起床。

④荒秽:形容词作名词,荒芜,指豆苗里的杂草。秽:肮脏。这里指田中杂草

⑤荷锄:扛着锄头。荷,扛着。

⑥狭: 狭窄。

⑦草木长:草木丛生。长,生长

⑧夕露:傍晚的露水。

⑨沾:(露水)打湿。

⑩足: 值得。

⑪但使愿无违: 只要不违背自己的意愿就行了。但:只。愿: 指向往田园生活,“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意愿。违: 违背。

译文

我在南山下种植豆子,地里野草茂盛豆苗豌稀。

清晨早起下地铲除杂草,夜幕降披月光扛锄归去。

狭窄的山径草木丛生,夜露沾湿了我的衣。

衣衫被沾湿并不可惜.只希望不违背我归耕田园的心意。

鉴赏

这首“种豆南山下”八句短章,在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四十个字的小空间里,表达出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了诗人隐居之后躬耕劳动的情景。

本诗共分为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反映了作者躬耕劳动的生活。暗用杨恽诗作。

“种豆南山下,苗盛豆苗稀”。此二句引用了杨恽的“田彼南山,芜秽不治”,是对其劳作情况做总体交待,先指明耕种的是“豆”,再说劳作的地点在“南山下”,五个寻常字,将事情叙说得非常清楚。诗人毕竟是“少学琴书”,士人出身,躬耕田亩缺乏经验,“草盛豆苗稀”的劳动后果,也就不足为怪了。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可怜的劳动成果并没使诗人灰心丧气,牢骚满腹。这两句写出了他勤勤恳恳,乐此不疲地从清早到夜晚,躬身垄亩铲锄荒草的状貌。它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精神。

后四句是本诗的.第二层,抒写的则是作者经过生活的磨励和对社会与人生深刻思索之后,对真善美理想的执着追求和与现实社会污浊官场的决裂。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通过道窄草深,夕露沾衣的具体细节描绘,显示出了从事农业劳动的艰苦。诗人身体力行终日劳作在田野,所以他深深地体验到了农业劳动的艰辛,它绝不像那些脱离劳动的文人墨客所描写的那般轻松潇洒。但是作者仍不辞劳苦,继续坚持下去,正像他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中所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对于诗人来说,人生的道路只有两条任他选择:一条是出仕做官,有俸禄保证其生活,可是必须违心地与世俗同流合污;另一条是归隐田园,靠躬耕劳动维持生存,这样可以做到任性存真坚持操守。当他辞去彭泽县令解绶印归田之际,就已经做出了抉择,宁可肉体受苦,也要保持心灵的纯洁,他坚决走上了归隐之路。为了不违背躬耕隐居的理想愿望,农活再苦再累又有何惧?那么“夕露沾衣”就更不足为“惜”了。这种思想已经成了他心中牢不可破的坚定信念,本诗结尾两句’,可谓全篇的诗眼,一经它的点化,篇中醇厚的旨意便合盘现出。

在本诗中陶渊明却勇敢地反对了传统观念,冲破了陈旧的精神枷锁,毅然地告别官场,辞去了彭泽县令,不做劳心治人的“君子”;决然地返回家园,心甘情愿地扛起了锄头,辛勤地躬耕垄亩,偏要做个劳力的“小人”。这等无畏的精神,美好的人格,高尚的境界,赢得了后世多少人的称赞、钦佩乃至效仿。

创作背景

公元405年(东晋安帝义熙元年),陶渊明在江西彭泽做县令,不过八十多天,便声称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挂印回家。从此结束了时隐时仕、身不由己的生活,终老田园。归来后,作《归园田居》诗一组,共五首,描绘田园风光的美好与农村生活的淳朴可爱,抒发归隐后愉悦的心情。

人物生平/陶渊明[东晋诗人]

早年生活

渊明曾祖或为陶侃(尚存争议,但二者的亲缘关系是肯定的)。外祖父孟嘉,晋代名士,娶陶侃第十女。祖父做过太守(祖父名字有二说,或名岱或名茂),父亲是个“寄迹风云,寘兹愠喜”的人,具体事迹已不可考。有一庶妹,小渊明三岁,后嫁给程姓人家,故陶诗文提及她时称程氏妹。就其父尚有一妾看来,渊明最初的家境不算太坏。八岁时渊明父去世,家境逐渐没落。十二岁庶母辞世,渊明后来作文章回忆这段往事时写道:“慈妣早世,时尚孺婴。我年二六,尔才九龄”(《祭程氏妹文》)。二十岁时家境尤其贫困,有诗可证:“弱年逢家乏”(《有会而作》)。

渊明“自幼修习儒家经典,爱闲静,念善事,抱孤念,爱丘山,有猛志,不同流俗”。《荣木》序曰:“总角闻道”,《饮酒》其十六:“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早年曾受过儒家教育,有过“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志向;在那个老庄盛行的年代,他也受到了道家思想的熏陶,很早就喜欢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又爱琴书:“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与子俨等疏》)。他的身上,同时具有道家和儒家两种修养。

致仕生涯

二十岁时,渊明开始了他的游宦生涯,以谋生路。《饮酒》其十:“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途。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馀。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即是回忆他的游宦生涯。在此阶段他为生活所迫出任的低级官吏详情已不可考。在短暂的居家生活后,二十九岁时,他出任州祭酒(此官职具体负责事务尚待考),不久便不堪吏职,辞官归家。不久,州里又召他做主簿,他辞却了此事,依旧在家闲居。隆安二年(公元398年),渊明加入桓玄幕。隆安四年初(公元400年)奉使入都,五月从都还家,于规林被大风所阻,有诗《庚子岁五月从都还阻风规林》,表达了他对归家的渴望和对园林对旧居的怀念。一年后因母丧回浔阳居丧。三年丁忧期满,渊明怀着“四十无闻,斯不足畏”的观念再度出仕,出任镇军将军刘裕参军。此时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既想为官一展宏图,可在出仕后却仍然眷念田园,“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三月,渊明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经钱溪使都,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云:“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动荡于仕与耕之间已有十余年,他已厌倦了也看透了官宦生活。

隐居生活

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八月,渊明最后一次出仕,为彭泽令。十一月,程氏妹卒于武昌,陶渊明作《归去来兮辞》,解印辞官,正式开始了他的归隐生活,直至生命结束。此时的渊明,政治态度入于明确的时期,思想上也入于成熟的时期。不同于之前的躬耕生活,这时的他是有意识的了:他这样做,而且也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以往的田园生活似乎是中小地主,此时却是劳力出的更多,也就是更接近于一般农民的生活。期间他创作了许多反映田园生活的诗文,如《归园田居》五首、《杂诗》十二首。义熙四年(公元408年)六月中,渊明家中火灾,宅院尽毁,被迫迁居。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朝廷诏征他为著作佐郎,渊明称病没有应征。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王弘为江州刺史,约于此年或稍后一二年结交渊明,二人之间有轶事量革履、白衣送酒。元嘉元年(公元424年),颜延之为始安太守,与渊明结交,有轶事颜公付酒钱。元嘉四年(公元427年),檀道济听闻渊明之名,去看望他,赠以粱肉,并劝他出仕渊明却拒绝了他,所赠粱肉也没有收下。同年,渊明卒于浔阳。

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

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上首写桑麻,这首写种豆,在组诗上次序井然。作者虽志在田园,但初归时的劳动效果不大理想,庄稼长得不好,豆苗还没有草多。这一方面是因土地荒芜贫瘠,杂草丛生,地广人稀,难以根除;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不善于劳动,一个封建士大夫,刚离官职的县太爷,既没有耕作经验,又没有耕作能力,种不好庄稼,也是情理中的必然。他对“草盛豆苗稀”的状况是不甚满意的,但不文过非,这符合他一贯“任真自得”的性格。萧统说他为人率直,不矫饰言辞,曾与人饮酒,不论贵贱,若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诗人襟怀坦荡如此。

尽管豆苗长得不景气,可他却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晨兴”写早起;“带月”写晚归,看出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辛劳。“理荒秽”,写他归耕后垦荒工作的艰难。尽管每天劳动时间很长,从日出到月出,身体很疲惫,然而诗人没有丝毫怨言,反而有“带月荷锄归”的悠闲笔调写出他劳动后的轻快。我们好象看见诗人在月出山岗后,心满意得地扛着锄头,哼着诗句,漫步归家的情景。此时,人与月与自然环境构成了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诗人心灵的舒畅,通过艺术的.笔触,净化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美、精神美、诗歌美,活脱出一个美好静谧的意境和悠闲自得的形象。“带月”句可说是神来之笔,它变劳苦为欢快,化困倦为轻松,具有点染之功。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道,是指从南山归家途中的小道,它偏僻荒野,草木丛生,难以行走。这两句是进一步写田园荒芜,归耕艰难。以上六句叙写耕作生活,真切朴实,宛如在目。

最后作者抒发感慨:“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夕露沾衣,本使人不快,而诗人却说“不足惜”,只要使“愿”无违。他的“愿”究竟是什么?它既有儒家洁身自好、安贫乐道的思想,亦有道家的反朴归真、顺应自然的意念,并且这二者常常融为一体。因此,他把劳动当作“立善”的手段,精神的寄托,生活的依靠,理想的归宿。只要保持名节,他劳而怨。末两句在诗意上作一转折,使作品进入一个思想高度,韵味悠深,耐人寻绎。

这首五言诗,主要是采用“赋”的手法,通过叙事来表现思想感情,其中没有景物的描写、气氛的烘托,也没有比兴的运用,几乎全用叙述,只在未尾稍发议论,以点明其主旨。全诗叙写真实,发自肺腑,所以《后山诗话》说:“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藏海诗话》说:“子由叙陶诗,‘外枯中膏,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乃是叙意在内者也。”日本学者近藤元粹说这首诗是“五古中之精金良玉”。陶诗受到中外诗评家的如此赞誉,可见其征服人心的艺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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