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1895.7.14-1984.10.19），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北京清华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先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1955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副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从事哲学和逻辑学的教学、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
金岳霖是把西方现代逻辑介绍到中国的主要人物，他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有较高素养的哲学和逻辑学专门人才。
分享《南方人物周刊》上周建平讲述金岳霖的故事：金岳霖，被抛入生活之流的心灵
1938年5月游昆明西山太华寺，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金岳霖、吴有训，小孩子是梁再冰和梁从诫
师生
1936年秋，北平。向晚时分，火车站灯火荧煌，人潮滚滚。
置身于这雄浑而陌生的五朝古都，殷海光恍然若失。他沿街寻走，随意找到一家小旅馆住了进去。
在房间刚坐定，门帘被掀起，一个面目姣好的女子立在门外看着他笑，殷海光顿时满面窘态。见这个乡巴佬不像“客人”，女子放下门帘离开了。
17岁的殷海光是到北平求学的。一年前，他读到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金岳霖著作《逻辑》。这本奠定金岳霖研究西方现代逻辑学开山祖师地位的著作，以其见解精辟、结构严谨、解析细密，让学界大为赞叹，也让殷海光对当时的学术中心北平更加向往。
第二天，殷海光起了个大早，辗转找到北总布胡同12号，终于见到仰慕已久的金岳霖。
两人共进早餐，谈学问。金岳霖问殷海光读过什么书，听说他没有读过怀特海和罗素合著的《数学原理》，金立即把书借给他。
以殷海光那时的程度，根本无法读懂这本皇皇巨著——因为内容艰深，直到今天，国内还没有《数学原理》的完整中译本。但殷海光高中就在《东方杂志》发表了学术论文，并出版长达40万字的译著《逻辑基本》，年少轻狂的他讨论起问题来，满口“我认为一定……”、“我敢说……”。
眼前这位“个子高大，脸型方正，前庭饱满，戴眼镜，白发梳到后面，酷似一个英国绅士的中年人”，说话口气则是“如果怎样，那么怎样”、“或者……”、“可能……”。殷海光感到，金岳霖的谈吐和其著作一样审慎。
令殷海光惊讶的是，金岳霖的书房里只有罗素、休谟、布莱德雷等人的书，而当时享有大名的学者如张东荪、郭大力等人的书，却一本都没有。金岳霖解释说：“时下流行的书，多是宣传，我是不会去看的。”
如果说金岳霖的慎思审问、不苟时俗，给了殷海光治学方法上的启迪，那么在往后的日子，这种品质对殷海光的影响，则逐渐上升到思想生命的层面。
抗战期间，殷海光追随金岳霖来到西南联大。彼时，西南联大聚集了大批不同倾向和趣味的知识分子，成为各种政治、学术的“主义”争论活跃的阵地。各党各派，异说纷纭，殷海光陷入迷茫。
西南联大时期的金岳霖
一个寂静的黄昏，殷海光和金岳霖一起散步。他问老师：“现在种种宣传闹得很响，哪一派是真理？”“什么才是比较持久而可靠的思想呢？”
“经过自己长久努力思考出来的东西……比如说，休谟、康德、罗素等人的思想。”金岳霖说。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殷海光仍对老师的教诲感念不已：
事隔二十多年，我经过了许多思想上的风浪以及对这些风浪的反思，我想老师之言我完全了解了。无论内容怎样不同，休谟、康德和罗素等人的思想都是纯洁而独立的。我一直以做这一类型的思想工作者自勉。因此，如果我要写文章，我也极力避免在受左或右的影响甚或支配的刊物上写。——《致卢鸿材》1968年7月5日
在殷海光心中，老师也是一位“纯洁而独立”的思想者。
“洗澡”
转变发生在1952年。
1951年，哲学系欢送毕业同学时师生合影。站排左起：沈有鼎、张岱年、王宪钧、金岳霖、邓以蜇、任华、冯友兰
4月17日，金岳霖在《光明日报》发表《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的教学思想》，全面检讨自己，并说：“我从前是对不起人民的人，是有罪过的人，从现在起，我要做一个新人。”
文章点名批评自己的两个弟子，“反动”的殷海光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王浩（此时王浩在哈佛大学从事学术研究）。“我培养了只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的人。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原名）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实际上，殷海光到台后，频频批评国民党政府，不见容于“蒋匪帮”，甚至被蒋政府逼离任教多年的台湾大学。
这篇“忏悔录”很快流传到海外。殷海光在报上读到，思绪起伏不已，黯然神伤。
悲伤之余，殷海光仍设身处地去理解他的老师。当牟宗三在香港《自由人》杂志发表《一个真正的自由人》，指责金只有“纯个人兴趣和纯技术观点”，精神无所主，殷海光立即撰文批评他不理解大陆知识分子，只会说风凉话。
胡适难以相信金岳霖的转变出于真心，他评论道：“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金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
事实上，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金岳霖并未感到屈辱。相反，他真诚地认为自己有罪，悔改之意坚决而彻底。
1952年2月-3月，金岳霖先后3次在清华文法学院师生大会上做思想检查，检讨自己对“资产阶级旧哲学”的留恋和思想错误，态度诚恳热情，受到师生欢迎。
冯友兰多次检讨不过关，组织让金岳霖去冯家做工作。一进门，金岳霖就说：“芝生啊，你有什么对不起人民的地方，可要彻底交代呀。”说着说着，就扑上去和冯抱头痛哭。
1951年发表的《了解<实践论>的条件——自我批评之一》中，金岳霖把自己归为“搞旧哲学的人”。对旧哲学“包袱”，“我们不能有别的打算”，不能“试图减轻一点或减少一点”，而必须把包袱扔掉。“在循环往复中，我们要不断地改造。”
正如费孝通所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我们真的觉得思想非变不行，历史决定我们的。从金岳霖开始，他也觉得非变不行。”“像冯友兰、金岳霖等人都承认思想非变不行。而且认为是原罪论（sin），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费孝通先生访谈录》，《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
“背着沉重的‘原罪’的十字架”（季羡林自传语），每一次自我检讨，对金岳霖来说都是一次精神净化。他多次在文章中、在私下跟哲学所同事说，“洗澡”让他神清气爽。1958年，他在牛津大学演讲时说：“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初有一点痛苦，但习惯了就不觉得痛苦了，甚至有一点令人振奋，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身上的思想尘垢被清除了。”
从1954年到1959年，他批判杜威和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批判梁漱溟、费孝通、章伯钧，还写《罗素哲学批判》批自己过去的学术偶像。在反右运动中，他把矛头重新指向自己，撰写《<论道>一书总批判》和《对旧著<逻辑>一书的自我批判》，推倒了自己过去的全部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