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国人的一大特点，就是喜欢逃避现实，而不敢面向现实去想办法，解决遇到的难题。在一定意义可以说，中国的历史就是逃避现实的历史。有战乱——逃。有瘟疫——逃。有饥荒——逃。有麻烦——逃。上学难——逃。就业难——逃。环境污染——逃。北方有难，则南逃，南方有难，则北逃。八国联军打进来了——逃。日本打进来还是——逃。中国怎是一个“逃”字了得。听中国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办法，我们没办法，算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国人为什么喜欢逃避现实？
其实，千年里最大的逃避，就是中国儒家文化设想的大同世界，那是中国人最理想的逃避去处。在哪里呢？在五千多年之前的尧、舜、禹时代，或者夏、商、周的“三代”，孔子对这个三代作了十分美好的描绘。他说：“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论语·卫灵公》）一切好的东西都是过去的。他凭空想出舜时代治理得如何如何好，那时的社会又是怎样怎样美好。孔子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孔子对于最美好社会的描述是这样的：“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
就是说历法要夏朝的，车马要殷朝的，服装要周朝的，音乐要古代的韶乐，其他流行音乐，如郑国的音乐只是淫声浪语，要禁绝，那些能言善辩的人要疏远，因为太危险。
既然越是古代越好，越是现实的越坏，当然，孔子发出“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这样的感叹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孔子还说过：“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这段话令人十分不解。如果一个人真的“笃信好爱，守死善道”，那他应该留下来，想办法解决眼下的危局才是，可是孔子所谓的“守死善道”却只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危险的地方不要去，动乱的国家不要居住。天下太平的时候，就出现弄个官，天下不太平的时候，就隐居躲藏起来。这种圣人之言毒害中国人二千多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遇事逃避的民族心理与人格特征。在人际关系上也是如此逃避着。
比如，寒山问曰：“世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该如何处之乎？”
拾得答曰：“只需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这就是中国人特别欣赏的学会逃避的智慧。
中国人遇事动辄喜欢逃避现实，是因为中国有这样的逃避现实的文化，而且逃亡的方向是古代，越古越好。这真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死结，因为，宇宙法则，人类社会，时光无法倒流。更要命的是，古代因时代久远，究竟怎样完全任凭人们去想像。只要在现实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把过去设想得越来越完美。把过去设想得越完美，对现实就越不满意。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通过对比邻居，对比他国，感受到自己的不足，那么还可以参照他们的标准，对自己作出改进，而且还可以通过实地参观，考察与访问，取得学习的经验，从而对现实作出改进，比如日本人的明治维新就是这样，一旦认定自己远不如欧美国家，就由政府派出年轻的精英去实地考察。可是，如果认定越是古代的，就是越是完好的，那么，怎么能够完成时空穿越，跑到尧、舜、禹时代，跑到夏、商、周时代去参观、访问、考察学习?
这种欲求不满，导致孔子在生在世的时候，就一直生活在抱怨之中。他对现实不满意，就说：“道不行，乘浮桴于海”。开了中国人逃避现实的先河。中国人在二千多年时间里，一直喜欢抱怨，是典型的怨毒文化。从“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再到“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一直是牢骚满腹，却又无可奈何。因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远古，可是时光无法倒流，所以，中国人数千年来，就只有这样一直抱怨下去。
孔子自己的一生抱怨无数，却一直没有想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当别人说现实不好，应该怎样办的时候，他开出的药方就是三代之好，周公之美。可是连周公都离孔子时代500多年了，那时没有留下什么文字，更不可能有今天的影像资料，究竟周公怎样怎样好，完全任凭孔子去想像，去打扮。今天还有多少儒生在做孔子式的让时光倒流的怨妇工作？他们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把一个远古的中国打扮得美妙无比，以古毁今，整天抱怨着，却面对现实无动于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