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把这些轻梦或者噩梦从回忆中移到纸上来。我从来没有感到,有这样的需要。我只是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伏在枕上,让逝去的生命一幕一幕地断断续续地在我眼前重演一遍,自己仿佛成了一个旁观者,顾而乐之。逝去的生命不能复归,也用不着复归。但是,回忆这样的生命,意识到自己是这样活过来的,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来了,风风雨雨都经过了,一直到今天,自己还能活在世上,还能回忆往事,这难道还不能算是莫大的幸福吗?

四十年代中叶的香港同今天的香港,有相同的地方,就是地少人多,但是不相同的地方却一目了然:那时的香港颇有点土气,没有一点文化的气息,找一个书店都异常困难。走在那几条大街上,街上的行人摩肩接踵,熙熙攘攘。头顶上那些鸽子窝似的房子中闹声极大,打麻将洗牌之声,有如悬河泻水,雷鸣般地倾泻下来;又像是暴风骤雨,扫过辽阔的大原。让我感觉到,自己确确实实是在人间,不容有任何幻想。在当时的香港这个人间里,自然景观,除了海景和夜景以外,几乎没有什么可看的。因为是山城,同重庆一样,一到夜里,万灯齐明,高高低低,上上下下,或大或小,或圆或方,有如天上的星星,并辉争光,使人们觉得,这样一个人间还是蛮可爱的。

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决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决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英国人常以英文自傲,他们认为,口叼雪茄烟而能运用自如的语言,大千世界中只有英文。因此,在西方国家中,最不肯学外国语言的人,就是英国人

虽然在清华大学时都是同学,但因行当不同,接触并不多。此时却被迫聚在一起,几乎都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我们闲坐无聊,便上天下地,胡侃一通。我们都是二十三四岁的大孩子,阅世未深,每个人眼前都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堆满了玫瑰花,闪耀着彩虹。我们的眼睛是亮的,心是透明的,说起话来,一无顾忌,二无隔阂,从来没有谈不来的时候,小小的车厢里,其乐融融。也有一时无话可谈的时候,我们就下象棋。物理学家王竹溪是此道高手。我们五个人,单个儿跟他下,一盘输,二盘输,三盘四盘,甚至更多的盘,反正总是输。后来我们联合起来跟他下,依然是输,输,输。哲学家乔冠华的哲学也帮不了他。在车上的八九天中,我们就没有胜过一局。

山林本身不懂什么饥饿,更用不着什么安全感。当全城人民饥肠辘辘,在英国飞机下心里忐忑不安的时候,山林却依旧郁郁葱葱,"依旧烟笼十里堤"。我真爱这样的山林,这里真成了我的世外桃源了。

"在没有出国以前,我虽然也知道留学生的泄气,然而终究对他们存着敬畏的观念,觉得他们终究有神圣的地方,尤其是德国留学生。然而现在自己也成了留学生了。在柏林看到不知道有多少中国学生,每人手里提着照相机,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谈话,不是怎样去跳舞,就是国内某某人做了科长了,某某做了司长了。不客气地说,我简直还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人"。到今天我才真知道了留学生的真面目!"这都是原话,我一个字也没有改,从中可见我当时的真实感情。我曾动念头,写一本《新留西外史》。如果这一本书真能写成的话,我相信,它一定会是一部杰作,洛阳纸贵,不卜可知。可惜我在柏林呆的时间太短,只有一个多月,致使这一部杰作没能写出来,真要为中国文坛惋惜。

西贡地处热带。我从来还没有在热带呆过,熟悉热带风光这是第一次。我们来到的时候在当地算是春末夏初了,骄阳似火,椰树如林,到处蓊郁繁茂,浓翠扑人眉宇。仿佛有一股从地中心爆发出来的生命力,使这里的植物和动物都饱含着无量生机。说到动物,最使我这个北方人吃惊的是蝎虎子(壁虎)之多,墙上爬的到处都是这玩意儿。这种情景我以后只在西双版纳看到过。还有一种大蜥蜴,在不知名的树上爬上爬下,也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用小树枝打它,它立即变了颜色,从又灰又黄变得碧绿闪光,难道这就是所谓变色龙吗?

热带的天气必有与之相适应的热带的衣着,这在妇女衣装上更为明显。越南妇女的穿着非常有特点,有点类似中国的旗袍,但都是用白绸子缝制的。唯一的不同之处是开衩极大,几乎一直到腋下。裤子都是用黑绸子缝制的,上白下黑,或者里黑外白,又由于开衩大,所以容易飘动。年轻倩女,迎着热带的微风,款款走来,白色的旗袍和黑色的绸裤,飘动招展,仿佛是黑白大理石雕成的女神像,不是兀立不动,而是满世界游动,真是奇妙的情景!她们身上散布出青春的活力,使整个街道都显得生气勃勃。这是一种东方美,西欧国家是找不到的,越南以外的东方国家也是找不到的。

法国人是一个愉快喜欢交际的民族。有人说,他们把心托在自己手上,随时随地交给对方。同他们打交道不像德国人和英国人那样难。一见面,说不上三句话,似乎就成了老朋友,船上年轻的男女法国兵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