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文如其人。”不错,阅读时总有此种体验:朗读唐诗宋词,体会到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国忧民;品读近现代文学作品,仿佛看见海子的不羁,林徽因的柔中带刚……文章与作者本人总是相似的,好像父母与孩子,血脉思维息息相通。

但,总有例外。

金人元好问就认为“文章宁复见为人”,作品有时甚至会背离人品,呈现出虚伪的作者,这又作何解呢?

实际上,这两种理论并不矛盾。性情确实影响文章,但影响的是“心文”。这种文章本就是作者抒发内心世界所作,字字皆关情。书写之时,作者力求将内心的所感所思用有限的文字极力展现,恨不得泣血成句。如此写成的文章,常常带着某种历史也抹不去的光辉。就好像《报任安书》,哪怕让一个早将司马迁的故事烂熟于心的人来阅读,心痛也是免不了的。

与之相对的是“用文”。这种文章总有某种实际用途。高尚但贫困的作家可能写下流作品换稿费糊口,小人则以修饰之文博取功名。这种文章,如何不背离作者人品?

两种文章鱼龙混杂,被蒙骗是免不了的,因此,我们才要赏之以文,考之以史。

“赏”,文章是“赏”的。我们阅读,便是在欣赏,欣赏文辞佳句,并试图从字里行间拼凑出作者的形象。但这形象也只作欣赏用,若拿来作严谨的论述,未免太过轻率。在未分清心文与用文之前,这个形象只是我们的美好期望,并非作者本身。此时,考之以史就是必要的了。史料中记载的作者生平、他人评价是比文章更直接的存在。就像一句打猎俗语所说:“熊大窝里怎样,才是怎样。”作者在生活中怎样,人品才怎样。

高尚的作者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心文中均是高尚的,此时考之以史能更深地剖析他的精神内涵,将他的文章与人品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有益无害的。而就算遇上用文,我们也能了解到个中缘由,作出客观的评价。伪造者在史料面前是无处遁形的,花言巧语的功名,骗得了一世,骗不了百世。

赏之以文,但文章并不是全部;考之以史,史文结合,作者的真实才清晰浮现。以如此客观之态度品读古今作品,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作者,获得超越区区一纸文字的精神体验。